一进1961年，母亲就开始给全家赶制回老家穿的新衣服。母亲觉得，进城混了这么多年，怎么也得光光鲜鲜地回家，不能让乡亲们笑话。
从1954年我和母亲从老家饶阳来到保定，我们还一直没回去过，算起来都7年，实在该回去看看老家的亲人了。听说要回老家，我高兴得不得了，马上想起了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小村，那个小院儿，恨不能立即就走。
母亲白天要上班，要照顾孩子（父亲在焦厂上班，星期天休息才回家），到晚上才能给我们缝衣服，是天天熬夜。那时不时兴买衣服，也没有缝纫机，家人穿的衣服都靠母亲一针一针地缝。
除时间紧张让母亲挠头外，她手里还缺钱、缺布票，买不够做衣服的材料，没办法只能将就了。她掂得来掂得去，就差我的新裤子。其实那时穿补丁衣服很正常，大学生在天安门留念还穿补丁裤子呢，可母亲要强，用她的旧裤子给我改造了一条。那条是裤子是条绒裤子，我试穿时发现，膝盖那块儿的毛儿明显得少。不过当时条绒裤子可是好裤子，我能有一条已经很知足了。
母亲还在精工细作下功夫，给大妹和小妹做的鞋上都绣了花。母亲很爱美，给妹妹们做鞋、做小衣服总爱在上面绣花。她用的绣花绷子是父亲做的，就是两个竹圈，大的正好把小的套上，把布卡在它们的缝隙，就能挣紧绷平。母亲都是先用复写纸在布上复印好花儿再绣，绣好后再裁剪制作。绣花底样也是母亲用复写纸复印的，夹在一本杂志里，有二十多张，多数是花卉。底样上的花卉都是图案，花瓣、花叶排列均匀，分布对称，不像真花，我不喜欢。
此次回乡，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父母要考察一下辞职举家回迁的可行性，毕竟回去要靠老家的亲人帮助，我们才可能办理相关手续，才能安营扎寨，才能度过创业初期的难关。要给人家添这么大麻烦，自然要征求人家的意见。
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回老家，交通太不便是原因之一。饶阳到保定并不太远，也就一百八十里左右，可饶阳到保定没有公路，不通长途汽车，只能绕行。当年我和母亲从饶阳来保定的时候，就是绕了一个大三角才到的。我们要先乘汽车到磨头，再从磨头倒火车到石家庄，最后从石家庄坐火车到保定，实在周折。
这么多年过去了，饶阳到保定仍然不通汽车，我们再回家还得绕道儿。好在不用绕石家庄了，保定有了直通安平的长途汽车。
保定的长途汽车站与保定火车站紧挨着，到站前广场我发现多了一座雕塑，雕塑的是一位力大无比的农民，正用双臂撑开山石，让溪水流出。后来得知，雕塑名为《劈山引水》，是曾在保定工作过的当代雕塑家刘士铭的代表作。它创作于1958年，极具时代精神。1959年代表中国参加在莫斯科市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并获了奖。1960年从北京运到保定，放置在了火车站。
长途汽车站里人非常多，进站后我才知道，我们乘坐的车竟然是卡车，没有棚子用于拉货的那种。也不知这班儿车是春节临时加车，还是一贯如此。
挤上车的男女老少有三十多人，大多带着大包小包，车被挤得绷绷的。车出市区，风就大起来，呼呼地怪叫着，硬往衣领里钻，吹得人发抖。途中好多地段是土路，坑坑洼洼，汽车只能扭动着前进，像风浪中的船，颠得人直想吐。
由于又冷又颠，人们都蹲下或坐下，车挤得更瓷实了，谁也别想动一动。
我靠在了一个坐满人的大行李上，几只脚就吊在我脑袋边上，臭味都能闻到，可我躲无可躲。
我的一条腿被人压麻了，像无数的针在刺，我想挪挪缓一缓，可怎么也动弹不了。我想叫母亲，可母亲正背对着我，蜷缩地抱着三妹，很难转身。想叫父亲，父亲抱着二妹，拢着大妹，也已被挤得难以动弹。最终我谁也没叫，就强忍着，熬了一上午，直到我们到安平县。
安平县汽车站外，没有县城的样子，坑洼的土路，低矮破旧的民房，随意摆放的货摊，满街乱跑的脏孩子，让人感觉像是进入一个破落的大村。
我们在汽车站附近找了家小饭馆吃了午饭。想找去饶阳的汽车，没有。安平到饶阳有四十多里路，大妹、小妹绝对走不了这么远，父亲急得不得了，最后决定找人力车送我们。父亲找了一个推独轮车的，他听说要送这么远，说不去，他返回来都夜里了。父亲只好一再加工钱，直到加至四十块，他才同意。这比父亲一个月工资都多，父亲也知道他是趁人之危，但也没办法，住下来也要花店钱，而且明天照样面临今天的问题。
谈妥之后，那人把我们带的东西放在车上，让大妹、小妹分坐车轱辘两边，就上路了。父母轮换着抱三妹，我则跟着走。
慵懒惨白的冬日，空旷凄凉的麦田，不见尽头的土路，不时刮起的黄风，吱吱作响的独轮车，只顾走路而一言不发的父母，令人心生倦意，渐渐地我落在了后面。母亲见状，说她们走慢点儿，让我赶一赶。
此时我在路旁发现了两只长得近乎一样的小山羊，它们不知是在练习打架，还是在真的打架，撞起了头。它们同时后退，同时前冲，同时歪起头抬起前腿，又同时落下去，随即便是一声清脆的犄角撞击声。我看得很开心。
远处，传来母亲的呼喊声，我只好告别小山羊。追上他们之后，我又感到了疲倦和焦躁，多次询问父亲还有多远，父亲总说快到了，快到了，可就是到不了。直到太阳落山，我们才到了饶阳县城，穿过县城才到了东关村。
进村后父亲也不知该怎么走，因为饶阳后来又发过大水（1955年滹沱河的南堤决口。1956年滹沱河的南北堤均决口），他记忆中的房子已找不到。我们是打听着才找到家的。
可我不相信这就是我小时候的那个家，大门没了，院墙没了，东房有了，南房没了，带高台阶的三间北房也没有了，只有两间建在洼地中的低矮北房。房子的砖砌得歪歪扭扭，砖缝儿也没有勾，还露着黄泥，一看就是抢工建的临建。房子南边还胡乱地堆着不少旧砖，应该是没有用完的倒塌房子的旧砖吧。北房西南边有两间西房，建在了一米多高的土台上，看着要齐整些。
父亲上前敲门，奶奶出来了，后面是姑姑一家，还真是我们家。
在我的印象中，我小时候住的那个小院的南边是条路，小院大门就冲着这条路，我们住的北房离路南的院子是有些距离的，而现在这条路在我们门前的部分消失了，南边很近处就是别人房子的后墙。这条路向东的部分变成了不规则的空地，空地东边是村里的一条南北向的主路。
进屋后，奶奶点亮了油灯。灯光下，露着椽子的屋顶显得很黑，墙也显得很黑。门口西边靠南墙是一个锅台，墙上有一个凹进去的方洞，里面供着灶王爷、灶王奶奶。西墙北边有进入里屋的内门，里屋靠南边窗户是通长的大土炕，西墙边上放着一张旧桌子，北墙边上放着一个大板柜。
屋里没有生火，比外边还冷。姑夫立即到外面去生煤球炉子，可能没有拔火筒，姑夫不停在用扇子在炉子下边煽风，看来奶奶屋平时不生火。
这么多人进了里屋，都转不开身儿，奶奶招呼孩子们上土炕。弟弟跟着奶奶来老家也就两个月，好像与我们有点生分了，不怎么与我们说话。表弟比我小四五岁，有七八岁大，上坑后很快就和我熟了，没头没脑地问东问西。
表弟的两个姐姐没有上来，她们一个比我大一点儿，一个比我小一点儿。奶奶管大的叫大丫头，管小的叫黑丫头。姑姑一家住在西屋。
叔叔很快也来了。叔叔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住在机关。大人们相互问询着，谈得挺热闹。从谈论中得知，这两年收成不好，人们过得很苦。晚饭菜不多，但有白面馒头，我吃了个够。
到饶阳的第二天是除夕，吃过饺子，大人们要给奶奶磕头，孩子们要给所有大人磕头。大人们都会给钱，但很少，大孩子给毛票，小孩子就给钢镚（分币）了。
晚上，奶奶还“接灶”。她在灶王爷、灶王奶奶的神像前摆上了饺子、年糕、小点心，点上香，磕头祭拜，嘴里还念念有词，大概是乞求神灵保佑新的一年能收成好吧。她磕了头不算，还让别人也都跟着磕。后来才知道，腊月二十三要把家里的灶王夫妇送上天，请他们“上天言好事”，向玉帝汇报了你家情况，汇报完了，你家还得负责把他们接回来。
叔叔还带着我和表弟去放炮。他带了一捆二踢脚，那炮又粗又长，外包红纸，顶上捆着麻绳。叔叔戳在地上放的，崩得特别高，炸得特别响，好像把整个村子的空气都震动了。
守岁时，父母和奶奶、姑姑、姑夫、叔叔商量了辞职举家回迁的事。他们都反对，认为扔了铁饭碗，回去土里刨食儿，不是明智之举，会面临诸多困难。城里取消了商品粮指标，队里当下又分不了粮食，大人、孩子吃什么？你们都不会干农活儿，挣不上工分儿，来年怎么分粮食？他们认为，这不是苦干就能解决的问题，从没干过农活儿的，硬要回来和别人一样种地，肯定会是村里最差的，恐怕多年都翻不了身，连孩子的前途都耽误了。并进一步分析说，等灾年一过，城里不再缺粮，你们再想回去可就没门了。父母听他们说的有道理，打消了回迁的念头。
初一上午，父亲带着我给村里的亲戚拜年。记得有亲戚家的孩子叫苑跃进。表弟还带我见了几位我小时候的玩伴儿，不知他们是否记得我，反正我是一个没记住他们，因为和他们一起玩儿的时候，我才四五岁。现在能想起来有一位叫苑连扣，这个名字还是表弟告诉我的。
初一中午，吃了奶奶特意给我们做的黏窝窝。奶奶说，为了过年做黏窝窝，特意种了一点儿千穗谷。吃着黏劲不小，口感不错，只是觉得不如江米糕细腻。
初一下午，父亲又带我去看望了住在外村的舅爷。舅爷什么样儿，已印象不深，只记得他家墙上贴着一幅荀灌娘的年画，画得非常好，下面还有诗，我很感兴趣，就一门心思看起画来。至于父亲和舅爷谈了什么，就没太在意。现在想知道这位舅爷是奶奶的哥哥还是弟弟，就只能猜了。因为奶奶的名字带个“仲”字，我便猜他是哥哥。
过年了，别人都穿点儿新式的衣服，可奶奶的穿着没有变化，还是大襟褂子、缅腰裤子和尖尖的布鞋。
我小时候见过姑姑，但已没有印象。这次见时，觉得她比实际年龄显老，她那时三十四五岁，可脸上已有了皱纹。她的眼睛挺大，但有点儿外凸，看着有些不自然。听母亲说，姑姑婚后连遭不幸，丈夫去世，孩子夭折，就患了精神疾病。农村的大仙儿说再婚才能好，她就找了现在的丈夫。他在队里当会计。我和姑姑接触，觉得她很正常，就是说话稍微絮叨点儿。现在的姑夫结婚时带着两个孩子，就是我的表姐和表妹。婚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我的表弟。
我弟弟回老家后，就由他表姐表哥们哄着玩儿。听奶奶说都是大表姐背着他到处跑。
这次回老家，最享福的是三妹，天天都有人抱，还完全由大人给她煮奶喂奶了。在保定时，母亲一上班，她就由五岁多大姐姐和三岁的小姐姐照看，两个姐姐出去玩儿，三妹就只能一人呆在屋里了。煮奶喂奶的事本应由母亲干，可她看我放学早，就让我放学先做这件事。我煮好奶后又偷懒支使大妹替我喂。母亲嘱咐喂奶之前要先尝一下，以免烫到孩子，我便借机喝一大口。有时大妹妹也这么做，应该是跟我学的吧。这次回老家，大人们都有工夫，轮流抱她，她享受了空前的疼爱。
初二，我们全家去了姥爷家。在姥爷家只住了两天，父母就带着弟弟妹妹回了饶阳，他们要从饶阳赶回保定上班。姥爷和姨坚持让我多住几天，我过了十五才开学，父母也就同意了。
那时姨已从天津返乡。姨是1957年去天津某厂工作的，她干得非常出色，还当了厂团支部的干部。后来国家粮食紧张，动员城市职工下乡，姨带头响应，又回了老家。天津市于1959年、1960年都曾精简城镇职工，姨具体是哪年回乡的，就不知道了。
姥爷的北房是三间，姨住在了西边那间。我还记得她屋里挂了新年画，是四扇屏《鞭打芦花》。姨还给我讲了画上的故事。
正月十二，我回的奶奶家的。发现弟弟没有跟着父母他们走，奶奶说，她要继续带他。
奶奶告诉我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三妹没了。奶奶流着眼泪说，初四我父母带她回来后，她喝奶给呛死了。我问是怎么个情况，奶奶只是摇头，什么都没有说。
我望着墙上《年年有余》的年画，感觉那个抱鱼的女孩特像三妹，不由落下泪来，想起我给她喂奶时的情形：一看到奶瓶，她就急得脚蹬手挠地呼叫；看到你尝她的奶，她会大哭着抗议；奶瓶一到嘴边，她立即不哭不歇气地吸吮起来。她也饿怕了。
她是呛死的，可我觉得这肯定与她饿怕了有关系，而让她饿怕的人中就有我，我为什么要那么大口地尝她的奶呢？我为什么要当着她的面儿尝她的奶呢？
奶奶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这是上辈子欠的债，人家来讨债了，讨清了，就走了。”听奶奶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也欠下三妹的债了。
看我难受，奶奶安慰说，你爸爸给她打了小棺材，当天就把她葬了。
正月十三，姑夫送我回了保定。姑父和我一路无话，是他不爱说，还是受了三妹一事的影响？
（照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