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关村生活的时候，去趟饶阳县城就说去“城里”，1954年5月我们到了保定，这可是到了更大的“城里”了。我对城里的生活充满好奇，看什么都新鲜。
我发现保定居民家里都有电灯，晚上拉灯绳就亮，特方便。在饶阳老家我们一直点油灯，直到1962年我回去探家还如此，好像1970年之后饶阳才建好变电站，用上了电。而保定竟然那么早就有了电，不但居民家里有电灯，连街道上都有。我们四号院门口就戳着一根电线杆，上面的灯泡天黑了自己就亮，真是太棒了。
不过用电要收费，收费的依据是能计量用电量的电表。我们全院共用一块电表。电表就门洞的南墙上，是一个带玻璃罩的仪器，屋里开了灯，它的一个有红点的轮片就转，随着它的转动，上面的数字也会增加。每月都有供电局的人来查表，下收费通知单。通知单上有全院要交的总电费，院里各家按照自家灯泡瓦数分摊就行了。
另外，我还发现保定用水还要收钱。在饶阳老家用水都是到村里的水井自己打。井上有辘轳，挂上水桶，自己摇动辘轳，水就打上来了，没人收费。
而相府胡同的各院都没有自己的水井，吃水要买。其实我们四号院原来是有水井的，就在院子中部，只是我们家搬入时已经废弃，改作渗水井，用于渗排脏水（以现在的眼光看，肯定是污染地下水源，但那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层）。
买水可以从家里等，每天上午会有卖水的到胡同里来。卖水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他拉着一个木制的大水车，边走边喊：“谁要水！”有人要水，他便拔开水车上的木塞儿，把水放到一个木桶里，再提着木桶将水倒在买水人的水缸里。开始母亲就买他的水，有时给他钱，有时给他提前买好的水牌儿。多少钱一桶我已记不清了。
后来父亲嫌送的水贵，就直接去水铺买水。出了我们胡同西口向北走不远，杨淑胡同路东就有一处水铺。那是一处临街的店面，房子旧而高，临街这面白天完全敞开，晚间上木板。房子里铺了高于外边地面的地砖，砖地正中有一口辘轳水井。有人买水，老板会亲自服务，把你的水桶打满。但他的服务仅此而已，你得自己挑回去。我们家没有准备水桶和扁担，挑水都用王大娘家的。
大概在1956年，相府胡同南口安装了自来水，人们再也不用买水吃，自己流出来的水可以随便接。水费很便宜，每人每月不过几分钱。
在排水方面，保定比东关村要先进，胡同里边都有排污设施——地沟。相府胡同地面下面是一条砖砌的地沟，设有两个地沟口，一个在我们四号院门口石头台阶的北边一点儿，一个五号院的门口。我们这两个院因为离地沟口很近，就没有在院里修地沟支线，只能到院子门外倒水。
其实我们四号院最开始时是可以在院里倒水的。因为院子中部有个渗水井。可后来总有人偷偷往渗水井里边倒垃圾，最后垃圾堆到地面，渗水井报废，就只能往院子外边跑了。
到了保定，我还发现人们家里都没有灶台，烧火做饭都用炉子。这种炉子不像灶台那样烧柴禾，而是烧煤球。
煤球自然也要买。卖煤球的店铺叫煤铺，卖人工摇的煤球，是私营的。煤铺与水铺相似，也有伙计拉着煤车走街串巷，边走边吆喝。有人要煤他便给送到家中。我们家的煤放在铺底下，送煤的人给倒到床铺前，便算完成任务，还得由母亲往里倒。
后来卖煤的改为公办的煤店，卖的也改为机制煤球。买煤要先去煤店交费开票，然后回家等着煤店安排人送煤。送煤时往往凑拨儿，一下送相邻几家的。送煤的到了胡同口就喊：“送煤了！”你如果在煤店买了煤，就得赶紧拿着票儿出去找他，不然他走了你还得等着他下次再来。开始送煤的还帮着往家里抬（一筐一百斤），后来都给倒在胡同口，买煤的还得自己往家里倒。
大概在这个时候，父亲在我家西屋和王大娘北屋之间的过道里搭了个煤池子，买了煤可以从上面放入，然后盖上盖子，很方便。取煤可以从煤池子下边的出口用煤铲掏，也很方便。王大娘家、喜子家已在北屋后夹道的两侧小棚里搭好煤池，我家占用这个地方影响不了他们。
城里这种烧煤球的炉子，我以前没有见过。它的炉身是个铁皮的圆筒儿，圆筒儿内四周还要搪泥，圆筒儿上面是炉盘，炉盘中间是炉口，燃烧的煤火就从炉口冒出来。
搪炉子的泥和的时候要掺头发，全哥、全嫂、张大大、张大娘都在理发馆工作，有的是头发，他们拿回后院里的人随便用。
这种铁皮炉子很不好点燃。生火时要先点燃刨花（也可用滑秸或废纸代替），再通过刨花点燃木柴，最后通过木柴点燃煤球。放入煤球后还要放上拔火筒，拔上十几分钟。此时拔火筒口便会浓烟滚滚，弥漫得全院都是呛人的烟。母亲生火时，会让我离得远远的，免得呛着。因为家家生火都是如此，也就没人抗议。这活儿看着简单，其实挺要劲儿，生手往往费了刨花和木柴，也没把火生着。
用这种炉子，不但要买煤，还要买木柴。好在离我们不远的枣儿胡同就有个“大兴木场”，从那儿就可以买到刨花和木柴。不幸的是“不兴木场”不久就失火关张，母亲还得去一个什么镜箱厂买这些东西。再后来发了煤证，煤球也像粮食一样定量供应。而木柴由煤店不定期供应，刨花则无处供应。木柴、刨花都成了稀缺的宝贝，父亲要四处踅摸着买。
到保定之后，家里吃米面都要买。开始到私营的粮铺去买，1955年秋天实行购粮证后则到公办的粮店去买。在老家饶阳时，家里吃粮都是自己种，记得为了过年蒸黏窝窝，奶奶要特意种点儿千穗谷。吃面都是自己磨，我对奶奶套着毛驴磨面就有印象。
发了购粮证后买粮食要到固定的粮店，相府胡同对应的粮店是瑯瑚街粮食，后来改为北大街粮店。
由于粮油定量供应，粗细粮的比例大家都一样，各家的伙食也就缩小了差距。有差距主要体现副食上，王大娘家、张大大家吃得更好一点儿，因为他们两家有人在理发馆工作，挣计件工资，收入多一些。不过后来副食也实行了凭票供应，他们在这方面的优势也不明显了。
购粮证上成人的购粮指标是按工种定的，孩子则按年龄定，成人一般每月28斤。如果肉蛋副食供应充足，这个定量是够吃的，但后来肉蛋副食也凭票供应，粮食就不够吃了。
当时每月的27号可以买下月的粮食，家中已无粮的自然要早早去粮店排队，不然中午就断顿儿。我大一点儿的时候，母亲就把排队的活儿派给了我，一般都得排一两小时，多的时候要三四个小时，能让人等得心急火燎的。
母亲买菜一般都去大慈阁下边的菜摊，在张经理家借住的时候，母亲就去那儿。那儿有临街卖菜的店铺，有搭床板卖菜的菜贩，有挑担推车买菜的菜农。卖的菜一般都是当地产的应季蔬菜，感觉菜的品种比饶阳要全。那儿也有卖肉和卖鸡蛋的。1956年有了公办的菜店，母亲多去城隍庙前的公办菜店买菜。
买酱油、醋等调料，母亲则去税务角的全兴酱园。它位于税务角的西北角上，门脸儿面向南开。感觉是个老字号。
院里做饭也算一景，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家家都在院里做饭，做点儿好吃的，香味儿能让全院儿分享。如果谁们家从乡下拿来土特产，就不能光让大伙分享香味了，一般得拿出一部分让大伙尝尝鲜儿。
王大娘家、张大大家的炉子分别放在北房廊房的西侧和东侧的角上。我们家、学儿家、心宅家都放在屋子门口。放在门口的炉子怕风，一刮风火就跑偏，不好做熟饭，因此炉子上还要放一个防风铁皮圈。另外，还怕下雨，一下雨炉子就得赶紧往屋里搬。我父亲动手能力强，在门口搭了一个能放进炉子的带门的小棚，同时解决了防风和防雨问题。
让人惊奇的是，院里的邻居连米面和油盐酱醋都串换着用。临到做饭时，突然发现什么东西忘了买，去邻居家要一点儿就是了，一般米面得记住还，油盐酱醋就两可了。后来食品全部凭票供应，家家不够吃，人们就尽量不借了。
做饭产生的炉灰和垃圾，人们都放到旧木箱中，等着收脏土的来了再倒出去。收脏土的从哪儿开工资不知道，估计来源于居民交的卫生费。胡同里有街道组长，负责向每户收卫生费，好像每月每人几分钱。当时相府胡同的街道组长是二号院的冯书田，她是小雪、小明的母亲。
收脏土的每天拉着车从胡同经过，会边走边喊：“倒脏土喽！”听到喊声想倒的就得赶紧往外端，因为收脏土的没什么耐心，你慢了他就走了。后来不知为什么街道把收脏土的给“炒鱿鱼”了，在胡同的两个出口各放了一个大垃圾箱，让居民自己把垃圾倒到垃圾箱去。西口的就放在了十二号和十三号大门之间。这项改革我觉得不成功，倒土远了不说，主要是放垃圾箱的那个地方总是又脏又臭。
在饶阳老家时，村里各家都有自己的厕所。但相府胡同的居民院有的有，有的没有，我知道有的就有九号院、十一号院，还有我们四号院。我们院的小厕所与公厕一样，就是前边埋个缸当尿坑，后边埋个缸当便坑，所以非常不卫生，不但招来苍蝇，还散发着臭味。尤其是进城农民来清掏的时候，臭味尤烈。而且他们的清掏时间不定，有时赶上我们吃饭，他们也若无其事地挑着粪桶在饭桌间穿行。
那时家家都愿意在院里吃饭，只要天不太冷，大家都把饭桌摆到院中。相邻两家的板凳都会挨在一起，大家都不在乎隐私，好像很喜欢这种可以互相观望的氛围，往往是一家改善四邻香。这么好的吃饭场面，一旦赶上农民来清掏就遭殃了，不怕麻烦的赶紧手忙脚乱地转移，怕麻烦的就只能无奈地享受粪便的臭味了。
虽然我们对农民的这种做法很不满，但也不敢抗议，因为他们是义务清掏，不收费。当然，他们也不是无私的模范，他们的清掏是为了获得肥料。据说，政府为了防止农民无序争抢这种免费资源，还给郊区各村划分了清掏范围，他们只能在自己规定的地段清掏。可他们一旦因故不能及时来收他们的资源，比如忙于麦收、秋收，我们就会更为遭殃，大便溢出便坑，臭气弥漫全院。更麻烦的是女人没处去方便，因为我们胡同只有男厕。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肆无忌惮，就只能忍气吞声了。
我们院的小厕所规定只让女的用，男的一律上胡同口的公厕。后来胡同口的公厕增建了女厕，我们院里的小厕所就也废弃了，成了学儿家放杂物的储物间。我们院的味道自然也好多了。
为了解决夜里如厕问题，各家都准备了尿盆，就在自己屋里解决。我曾听邻居说，他半夜起来在院里干什么事，清楚地听到了别人在屋里小便的声音。
我在饶阳老家时，知道姥爷有夜壶，但在保定我没见过这种东西。
（照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