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二年级我就开始看闲书，几乎是全天候的书虫。大都是捡老爸看剩下的武侠小说，还有些民间故事和马克吐温写的那些调皮捣蛋孩子的书，“汤姆萨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几十年后回看，才发现这两个顽皮小作孩子的发散灵动思维影响了我的一生。
那时看这些书着了迷，吃饭、走路、上厕所都会捧着一本书出神发呆，就这样，一不小心就从静态书虫进化到动态书虫这一款了。那时还特别自我，不听劝，光线暗淡的傍晚和清晨也照看不误，身不由己地又演变成全照度书虫了。最终，实至名归地修成了近视先锋，早早地就荣登儿童级后天超级近视霸王宝座。
老天无可奈何地给了我回报，那就是混沌模糊充满想象的视界。小小年纪，我近视得真是可以，属于那种瞪着眼看你，走到跟前你打了招呼才恍然大悟的那类人。怕人家叫我四眼驴，也是硬拖着就是不肯配镜子，急死开眼镜店的那些主儿。路上与熟人擦肩而过，任你咧开嘴巴，笑得再甜，只要不出声，我照例直瞪着你，视若不见，径直走过。
这种尴尬一直伴随着我，后来当了大学老师，上课时这漫散的目光倒是如鱼得水，不用盯着同学的小动作，只需自我感觉良好地一路讲下去。可上街行路却总也免不了尴尬，妻和我一起走路就经常埋怨，你看人家朝你点头笑啦，你怎么不理啊！我说没看见呀，也确实没看见。所以我的足迹里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无数尴尬和遗憾，自己也背上了凡人不理的恶名。
最初我的应对之策是低头疾走，没看见你总比架子大好吧。可自打听说一句俗话后，又不得不想别的辙了。俗话说“抬头老婆低头汉”，这都属于难缠的人物。这鸵鸟政策难以为继了，还是得抬起头来走路，谁愿意背这个恶名啊！
每当迎面来人，我估量着对方表情似乎有动作，就先咧开嘴巴，强笑伺候，等走近了再见机行事：是熟人，就赶紧咧开嘴巴，给个甜笑；是生人，就赶忙收紧嘴角，顾左右却不能言他。
那些迎面相遇的陌生人想必会惶惑和痛苦，面对我莫名其妙的表情变化、古怪僵硬的玩偶脸，整个一种视觉的折磨，直到擦肩而过，留下的悬念和不快也够他琢磨一阵子的。还有些更惊悚的，看我对他傻笑，他只好对我似笑非笑，直到我走近瞄他一眼，尴尬地苦笑说对不起认错人啦，他才收回笑脸，回归一本正经的路人甲状态。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想吧，”我只能自我安慰了。
深度近视困扰了我，也拖累了不少人。从小学、初中，再到高中，我的座位一再前移，一直挪到第一排。在这个座位大挪移中，受益的不多，只我一个；受害的却不少，都是后面的同学。
以我读初三时玉树临风（同学们硬说是麻杆招风）的身材，害得后面两排矮一点的同学叫苦不迭, 总是要被迫随着我做反向移动，透过前面我这棵摇曳玉树的空隙，忙不迭地检点黑板上的残章断句，聊解对知识的饥渴。
听课时，他们还得神经兮兮地跟着我翩翩起舞。这可是一种很奇怪的舞蹈，既不是恰恰，也不是太空舞，而是一种随意发挥的坐舞，只需扭动腰肢便可完成：我往左，他们就得往右，我低头，他们就拉长脖颈，充满了动感和对称的美，甚至有点千手观音的韵味，稍微准确点说，应该是千头观音。
至于节奏，那就得看我这个领舞者当时的心情了。可以这么说，我无意中伸个懒腰，后面都会引起一番人头攒动的震荡。真没想到，近视眼倒成就我成为牵一发动全局的关键人物了。回想起来，真是给老师同学添乱了，感谢你们的包容！
懒和尚撞钟，我就这么日复一日地对付着，近视焉有不加重之理？直到后来，连黑板上的字也看不清了，干脆就沉下心来听吧。
不像在美国，他们课堂上可以随便插话提问，咱们这里不行，不懂只能问自己：“为什么？”问着问着，就嫌不过瘾了，又开始自问“为什么不？”了。一字之差，令我脑洞大开，逼着自己把书翻过来翻过去，东想西想的，思路不知不觉就发散了，对问题也会反过来想了，逆向思维不知不觉也冒出头来。有些抽象的问题还逼得我去联想、去类比、去换位思索，不知不觉思路又发散了，就这么糊里糊涂反倒练就了一套怪异的自学工夫，渐渐地竟又热衷于跨界混搭了。
几十年来，就这样懵懂走来，倒是受用不浅，回过头来梳理，我戏称是思考组合拳。后来到了大学里教书又美化一番，凑成了思维八段锦，拿腔作势地给研究生们开了一门课，边讲边讨论，美其名曰创新思维方法，同学们还很喜欢听，鼓动我出书，居然也想写本书总结下，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再拉回到儿时的课堂上。读小学时老师都很敬业，总是苦口婆心、翻来覆去地讲，生怕大家听不懂。我有点耐不住，就一边听着，一边翻书，先把这节课内容瞄一遍，不懂的就作个记号，打个埋伏，等讲到了再仔细听，看懂了的，时间就归我支配，可以没事偷着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