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宋永贞元年（793年），以“二王刘柳”（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为核心人物的革新运动迅速展开，蠲免税赋、罢免宫市、释放宫女、起用贤能、削弱藩镇……一项项政令布告天下，人情大悦，使迭遭“安史之乱”、“建中之乱”重创的中唐在颓势中呈现出一抹曙光。但保守势力太强大了，“永贞革新”开展仅半年即彻底失败，体质很差的顺宗帝被迫禅位，王叔文被杀，王伾监死，其他参与革新的8名要员一律被贬外放。原来柳宗元被贬为绍州刺史，未到任又被降为永州司马，其他被贬官员也都被降为司马，史称“八司马”。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郡（今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德宗贞元九年（792年）21岁时中进士，五年后又考取博学宏词科，先后任集贤殿正字、蓝田县尉和监察御史里行，以文章知名。正当他为实现治国理想全身心投入革新运动时，还未来得及施展抱负，就一下子从帝国核心集团跌落到当时属蛮荒不毛之地的永州（湖南、广东、广西交界处），成为安置贬官、遭受监视、毫无实权的司马时，其落差也太大了。治政上不能有所作为，但志向不能被动摇。柳宗元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恶劣的环境恰恰磨砺了他的意志，深化了他对时局、人生、治学的思考。他利用不能效力朝廷、只能放纵山水的特殊条件，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一些重大问题，写出了在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政论、传记、游记、寓言、词赋，成就了他的千古文章一大家的不朽地位。

柳宗元的散文雄深雅健、峭拔清竣。《封建论》，是他针对中唐时期藩镇割据的现实弊端而写的著名政论。当时藩镇割据渐成气候，与割据势力相呼应，很有一批官员和名人极力鼓吹要恢复西周的封建制度，反对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为了反击分裂势力制造的舆论，柳宗元探古验今，分析历朝兴衰的原因，一一列举实行郡县制的好处，从而得出结论：三代（夏、商、周）以上宜封建，三代以下宜郡县。文章前后佐证，议论严谨，不仅给当时的分裂谋图以痛击，而且也为维护华夏一统的理论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传记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段太尉逸事状》等，借人说事，借事喻理，生动传神，层层推进，都是千古名篇。柳宗元最为世人称道的是那些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游记，具有代表性的是“永州八记”，刘师培《论文杂记》评价他“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词”，“咸能类万物之情，穷形尽相，而形貌宛宵，无异写真”。最可贵的是貌似写景，不发一句议论，但实质上寄托了自己的复杂情感，以荒山美景寓自身满怀抱负与才华而见弃于朝。他的游记成就在唐宋八大家中独树一帜。柳宗元的寓言成就也很突出，他写的《黔之驴》等寓言，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成为人们熟知的成语。柳宗元的诗赋别有意境，存诗虽然只有140余首，在唐代诗坛上属存诗较少的，但篇篇都是传世佳作。如《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大雪漫天，不见飞鸟，不见人踪，只有一叶孤舟，戴着一位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的老翁在寒雪中默默垂钓。这一清冷的画面，难道不是被贬蛮荒的作者心境的自我写照？

被贬永州十年，朝廷召回，柳宗元以为时过境迁，可以结束贬官生涯了，谁知政敌们仍不放过，他们抓住柳宗元好友刘禹锡一首玄都观赏桃诗，把按例官升一级的“八司马”又贬出朝廷，柳宗元被贬到比永州更远更荒的柳州（广西境）任刺史。柳州条件虽然极差，但下州的“刺史”是正四品（下）的地方长官。柳宗元这时体质已经很差了，但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他在释放奴婢、开凿水井、兴办学校、开荒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政绩，一干就是四年，直至病死在任所，成为柳州名垂青史、百姓拥戴的好官，柳州官民立柳侯祠和他的衣冠冢世代纪念他。

柳宗元入仕后，当了几年京官，革新半年，就踏上了贬官十四年的不归之路，应该说仕途上是很不幸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弄得“行则膝颤，坐则髀痹（大腿疼痛麻木）”，但他“于迁谪中始收文章之极功”。欧阳修说他是“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王安石则对“八司马”作了整体评价，认为他们都是能在“无所用于世”的困境中“自强”的“奇才”。柳宗元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皎皎者。

柳宗元经历艰难困苦，只活了46年，但他不仅为后人留下了灿烂的文学瑰宝，也为后人留下了公忠谋国、积极用世、愈挫愈奋、自强不息、追求极致的美德和风范。（文/韩立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