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猫的烦，那是不分昼夜的功课。清晨，梦正浓时，它便来了。不是叫，是弄出声响——用肉垫噗地拍你的脸，凉凉的，带着砂砾似的糙；或是将床头柜上零星物件，一支笔，一个药瓶，慢条斯理地拨到地上，“啪”一声，在寂静里惊心。你若翻身不理，它便立在你枕边，那呼吸的气流，带着些微腥的暖，一阵阵拂过你的额发。你终于不胜其扰，睁了眼，便撞进它一双瞪得滚圆的、过分清澈的眸子里，没有歉意，只有得逞的、天真的催促。白日里，它看你坐下，便认定这是可供攀爬的山峦。悄没声息地挨过来，身子一纵，便沉沉落在你膝上，那份量不容商榷。你正看书或写字，它寻个最不合适的角度，将头硬生生塞进你的手心，或干脆横陈在你摊开的书页上，一身绒毛在纸面扫出沙沙的响，那才思，便被这柔软的霸道搅得七零八落。你若将它推下去，它便仰面躺倒，露出柔软的肚腹，四爪蜷着，眼睛眯成两弯骗人的甜腻，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粘稠的慰抚。这姿态是一种精密的陷阱，你若伸手去搔，它便用四爪抱住你的手腕，尖牙轻轻磕在皮肤上，似亲昵，又似警告。
它无事时，便是安静的破坏者。书架高处的书脊，被它挨个用头顶出来，再看着它们坠落；水杯永远不能安稳地立在桌沿，总被一条若有所思扫过的尾巴拂落，留下一地狼藉的碎片与水痕。它抓沙发，那“嗤啦”声听得人心头火起，你厉声喝它，它便顿住，侧过头来看你，眼神无辜，爪子却还深深嵌在绒布里，仿佛只是暂停，并未认错。最恼人的是它的“作”。你若全神贯注于一事，长久不理它，它便在你视野的边角上演它的孤寂。先是幽幽地望你，继而背过身去，将那毛茸茸的背影塑成一个饱含谴责的沉默雕像。雕像很快便塌了，它开始追咬自己的尾巴，在光洁的地板上突然疯跑，蹄声嘚嘚，撞得桌椅乱响，或是对着一片虚无扑击腾挪，演出全本的“困兽之斗”。这闹剧不为别的，只为引你一眼。你若看了，它便立刻收了神通，仪态万方地走过来，仿佛方才一切只是你的幻觉。你若仍不理，它终会使出杀招——跳上你最珍视的东西，或许是一张未完成的画稿，或许是一叠重要文件，就那么堂而皇之地卧下，将自己摊成一个不容忽视的、温暖的障碍。
这样的时候，我便觉得它那“媚态天生”四字，是要打个问号的。它的亲昵，总带着需索的底子；它的可爱，也常是惹祸后用来抵偿的货币。它似乎活在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蛮横的直觉里，一切人事皆为它的背景与侍应。为了几口吃食，一点抚摸，它可以极尽婉转之能事，用头蹭你，用尾绕你，叫声能拧出蜜来。可一旦满足，或觉冷落，那点婉转便顷刻化作恼人的纠缠或冰冷的漠视。它仿佛真是为了取悦而存在，但那种取悦，并非奉献，而是一种狩猎般的、以退为进的策略，核心仍是它自己那点悲喜。这想法，常让我在它又一次打翻水杯后，看着它慌忙跳开、却又在不远处回头审视自己杰作的模样时，心里升起一丝又好气又好笑的、淡淡的鄙薄。这生灵，终究是太过任性，也太会算计那点浅显的、属于感官的快乐与依存了。
直到那个深秋的傍晚。
我在书桌前，对着一叠写坏了的手稿生着闷气。它照例来了，跃上桌子，在散乱的纸页间寻了个位置，端然坐下。我没好气地挥手赶它。它不动，只是看着我，金澄澄的眼里，盛着窗外将熄未熄的、铜锈似的天光。忽然，它伸出前爪，并非拨弄，而是极轻、极缓地，按在了我搁在桌边的手背上。那肉垫柔软微湿，带着安稳的体温。它就那么按着，一动不动，仿佛那不是爪子，而是一个沉默的句读，点在我满篇焦躁的潦草情绪上。然后，它低下头，用它的侧脸，慢慢地，蹭了蹭我的手腕。一下，又一下。没有呼噜，没有撒娇的意味，只是一种简单的、近乎笨拙的接触。
那一刻，我忽然看清了。那所有它“作”的时刻，那刨书、打翻水杯、在你专注时横亘过来的身躯，那一切恼人的、蛮横的打扰，或许并非算计，也非纯粹的任性。那是它全部的语言。它不会问你为何烦忧，不会劝解，甚至不懂这“烦忧”为何物。它只是用它存在本身，用它最原始的动作，来碰触你。它用打扰来确认你的存在，也用这偶尔降临的、静默的触碰，来确认它的存在与你的联结。它的“媚”，它的“缠”，它的一切不谙世事、自我中心的“劣迹”，都是它伸出的一只爪，试图越过物种与性灵的隔膜，触碰另一具躯壳里的温度。它可能碰翻你的水杯，可能抓坏你的沙发，也可能，只是在这样一个无言的傍晚，恰好将它柔软的侧脸，贴在你微凉的皮肤上。
而我自己呢？我那些为了取悦世事而堆起的笑容，为了换取立足之地而斟酌的言辞，在人群热闹处感到的孤独，在独自面对困境时的烦闷与“作”态——兀自发呆，无端耗神，将整齐的思绪弄成一地狼藉。我何尝不是用我的方式，在生命的桌案上，刨书，打翻水杯，以期引起某种更辽远存在的注意？或是在孤寂的深处，渴望一次无关利益、纯粹温暖的触碰？我们都在用自己的“猫性”，笨拙地，试探着这个世界的冷与暖。
它蹭了一会儿，便收回了爪子，蜷起身子，在我手边假寐起来，仿佛刚才那庄重的仪式从未发生。暮色终于彻底沉入窗内，将它融成一个安静的剪影。我没有抽回手，任凭它的体温，透过薄薄的皮毛，一点一点，渡了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