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砌成，它很快便不只是我们一家三口的蜗居，更成了汇聚人气的乐园。它的好，在于高墩敞院，河风送爽，更在于那份敞开门户、互通有无的乡情。
乡间生活自带一种原始的淳朴魅力，尤以夏夜为甚。俗语“立了夏，桌子板凳往外拉”，便是当年写照。夕阳西下，霞光未褪，我便将桌凳搬至门口宽敞的泥地上。妻子端上粥菜，虽多是地皮小菜，但就着晚风，一家三口吃得其乐融融。若遇馋虫作祟，便买点熏烧，拍个蒜瓣，浇勺菜油，再斟上一杯小酒，那滋味，神仙不换。
饭后洗漱完毕，左邻右舍便三三两两聚拢而来。河风清凉，田野芬芳，大家摇着蒲扇，开场总是家长里短，继而天南海北，古往今来。有根有据的，自编自演的，内容庞杂，形式活泼。
这时，总有人喊一声：“老李伯，来讲一段！”被叫做老李伯的便清清嗓子，不紧不慢地摇着蒲扇，在一片期待的目光中开讲。他善讲《武松打虎》，说到武松醉酒上岗，便模仿醉步踉跄；讲到人虎相搏，他站起身来，双手做虎爪状，一声虎吼惊得孩子们直往母亲怀里钻。讲到精彩处，他忽然停下，慢悠悠地喝口茶：“要知武松性命如何，明日请早。”在一片惋惜和笑骂声中，留下整夜的悬念。
隔壁的孙大叔擅长讲鬼故事。他声音低沉，每到关键处便压低嗓门，众人不由得屏息静气。他讲《聊斋》里的画皮女鬼，描述那美人如何脱下面皮对镜梳妆，吓得妇女们连连惊呼，孩子们紧紧相拥。故事讲完，大家走在回家的路上还心有余悸，总觉得身后有人似的。
我最爱听的是赵老师讲的《杨家将》。他将杨继业碰碑殉国、穆桂英挂帅出征讲得跌宕起伏。讲到七郎八虎闯幽州，他眼中含泪；说到萧天佐摆下天门阵，他怒发冲冠。老人们听得唏嘘不已，年轻人则热血沸腾。
偶尔我也应邀讲些“观音得道”、“十八相送”，但总觉不如他们讲得接地气，生动有趣。
老宅由此成了名副其实的“乡村新闻中心”与“曲苑杂坛”。
后来，家里添置了一台上海“凯歌”牌电视机，老宅便立时成了全村最热络的所在。一根竹竿支起室外天线，屏幕对着门口场地，一个天然的“露天剧场”就此开张。其时正热播《霍元甲》、《陈真》，对于鲜少接触外界的乡邻来说，堪称视听盛宴。大家收工回家，常是茶泡饭三扒两噎，便搬着凳子来占位子。从房里看到堂屋，最后索性将电视机搬到室外，观众席一直排到院墙根。
大人嘱咐孩子，放学头件事便是送凳来我家“占地方”。开播时，场子上一片肃静，唯有剧中拳脚声霍霍。看到要紧处，有人捏紧双拳，恨不得跳进去帮打；听到“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的歌声，爱国情怀便在胸中激荡。信号不稳时，常需有人去转动竹竿调整天线，场内呼声此起彼伏：“哎，有了有了！”“慢点，又歪了！”调试成功，总能引来一阵小小的欢呼。翌日田头，剧情必成最热话题，甚至有小青年忍不住搔腿弄拳，比划起来，被老农笑骂：“草没锄净，棉花倒踩坏几棵！快干活！”
再后来，电视逐渐普及，《西游记》播出时，大多人家已能在自家观看。但老宅夏夜聚众看电视的那段火热时光，特别是共看《霍元甲》时群情激昂的场景，早已深深刻进一代人的记忆里。
这场每晚的欢聚，演变为夏日里的“露天剧场”，成了整整一代人心中永不褪色的集体记忆与乡愁。
老宅的夜，因故事而悠远，因电视而新奇，更因那份聚拢的人气而温暖。它盛放的，不仅是我们的小家，更是整个乡邻的欢声笑语与精神渴求。如今高楼广厦，门扉常闭，那段敞开家门、共享悲欢的岁月，便愈发显得珍贵而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