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直痛恨流言，他曾说:“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并且指斥流言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只配当作狗屁”。
鲁迅旧家族的那群“衍太太”们的真面目，在日常生活的碎片中折射出来，让我们窥见两面三刀、挑拨离间、流言中伤的把戏，成为他“走出S城”的直接原因。况且“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因此少年鲁迅成了被S城放逐的异类存在，“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这就是《呐喊·序言》所说的“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决心。
在阴沉的文化古镇S城，连一所中西学堂都要被笑骂，成为众矢之的，还被熟读圣贤书的秀才们做成八股文来嘲诮，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有趣的话柄。这寥寥几笔，就勾勒出S城的“脸孔”和“心肝”：抱残守缺，顽冥不化。于是，更激起了鲁迅寻求新出路改变自我和社会的欲望。
而那时，要如何拯救灵魂，安置灵魂，新的天地、道路在哪里?什么才是他要寻找的异类别样的人?这些鲁迅都是不确定的，他惟一确定的是走、逃、寻求，把无穷的寻找在过程中展开。
他首先寻找到的是“乌烟瘴气”的江南水师学堂，鲁迅失望到连直称其名都不愿意，而说“似乎有一时称为雷电学堂，很象《封神榜》上‘太极阵’、‘混元阵’一类的名目”。课程、作策论的题目充满笑话，高班学生“螃蟹式”的横行霸道的派头令人恶心，更与新式学堂不相称的是校园弥漫的迷信氛围：作为地标的二十丈高的桅杆底下，“原先还有一个池，给学生学游泳的，这里面却淹死了两个年幼的学生。当我进去时，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庙旁是一座焚化字纸的砖炉，炉口上方横写着四个大字道:‘敬惜字纸’。只可惜那两个淹死鬼失了池子，难讨替代，总在左近徘徊，虽然已有‘伏魔大帝关圣帝君’镇压着。办学的人大概是好心肠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总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一个红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卢帽，捏诀，念咒:‘回资罗，普弥耶吽，唵吽!唵!耶!吽!!!’”
只得继续找寻。维新的新鲜空气是在转学到矿路学堂才呼吸到的。那些“非常新鲜”的物理学、地质学和矿物学课程，在新党总办的影响下，“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鲁迅“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
当他“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连续三个“出来了”，如闻雷鸣电闪，如见霁月光风，鲁迅苦苦追寻的别样异类的新的天地和人，都“出来了”！他的灵魂被震颤了！新的天地，新的出路，新的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演论》开启了鲁迅了解西方思想的大门，接受了进化论思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呼唤理想的人性，寻找国民的劣根性的根源，反思——批判——开出良方，思考国民思想问题，鲁迅一直在路上。当矿路学堂已然没落没有出路之后，鲁迅又踏上了去日本的留学之路。
联系鲁迅写《琐记》的背景，他所在的厦门大学旧学氛围弥漫、教员浅薄无聊、教育无望，加之厦大地处荒僻、信息闭塞，难免让人倦怠和空虚。于是鲁迅辞职离开，与《琐记》中不断找寻新的道路是一致的，甚至可以看到某种影射与批判。事实上，鲁迅是在把自己作为“民族的历史文化及命运”的缩影,进行“解剖”和反思，企图拯救自己和国民的灵魂，唤起思想的觉醒。
从这个意义上说，《琐记》其实已经完成了鲁迅对成年后人生道路的选择。寻找，前进，一个战士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了。
田玲写于2018年11月8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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