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
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是西晋短暂统一中国后没几年就开始的，是西晋灭亡的直接原因，此后的中国在数百年的时光里再也没有机会获得统一。其中，永嘉之祸的直接原因一般被归结为八王之乱。由于八王之乱带来的国家内部的混乱和实力的削弱，使得外族获得了对汉族进行打击和进攻的机会。而且，由于这种打击过于惨痛，后世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多用惨不忍睹来描写。
那么，为什么刚刚获得统一的西晋王朝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呢？
很难说得清楚。只能说大概是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这样的最终结果。首先是大背景，这个时代，此前我们一直在强调，皇权是处在衰弱的过程中，整个的社会气氛并不太支持国家统一。但也并不是完全不能，如果晋武帝司马炎对当时的局面处理得能够稍好一点的话，甚至哪怕就是比较平淡的予以处理，也许西晋都能平安地度过王朝的瓶颈期，而有可能进入一个稳态的运行阶段。
公元266年，司马炎取代曹魏皇帝曹央，建立了西晋王朝。269年，剿灭东吴，统一了全国。此前此后的很多年，司马炎都表现出了一个开国君主应有的孜孜不倦，勤政廉洁，甚至英明睿智的素质。至于说他后期骄奢淫欲，放纵无度，现在还存在争论。但是他对宗室皇族，还有部分下属奢侈糜烂的放纵怕是跑不掉的。可能司马炎也很无奈，他这个开国皇帝的权威因为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大战的残酷考验，恐怕也比较有限。毕竟，都知道，由于东吴内部的溃败，使得西晋灭亡整个东吴只用了大约4个月的时间。
司马炎真正的错误在于对皇室宗亲的大力分封。他的这种做法大概主要是基于他个人的经验，晋朝本身承接了东汉晚期至曹魏期间的割据局面，地方上世族影响力远超帝王。如司马氏本身就是世族权臣，控制曹魏朝廷，最后篡魏自立。所以司马炎在篡魏得手后，为免其他世族、权臣效法，便分封了各宗室成员为王，在地方上作为维护皇室的力量。
可是，这实际上不过就是饮鸩止渴的办法罢了，内斗可不分宗室和权臣世族。总之，这个时候的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的复杂度已经远超过秦末汉高祖刘邦时代的情形，所以，晋武帝司马炎试图通过简单模仿刘邦的办法，把权力分给皇族宗室，以求得社会政治力量的平衡，从而避免分裂的想法从根子上来说就是注定要归于失败的。但司马炎和他的参谋班子不太可能能意识到这一点。
话说回来，即便意识到了，要想真正地执行一套能缓和各种社会矛盾，保持国家稳定的政策，其难度也基本上相当于高空走钢丝。按照当时的情形，几乎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保持包括皇家在内的士族大户，和伴随多年的社会动荡而崛起的寒门庶族之间的力量平衡，而且，还要在这个夹缝中不断加强皇权的建设。这种工作不单取决于具体执行人的能力，还有赖于当时具体的社会条件，甚至是很偶然的因素，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总之，当时中国走向大分裂的趋势几乎无法被阻挡。
以下引自百度百科：
永嘉之乱，是西晋后期匈奴军攻破晋都，俘虏晋帝，最终使西晋灭亡的历史事件。 因该事件主要发生于晋怀帝永嘉年间（公元307-公元313年）而称为“永嘉之乱”。
西晋八王之乱后，西晋政权衰弱，经济残破，社会矛盾尖锐，南下蛮族趁机起兵反晋。永兴元年(304)，南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建立汉政权。永嘉三年（309），南匈奴两次进攻洛阳，被西晋击退。永嘉五年（311），刘渊之子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宁平城之战中歼灭晋军主力 ，杀晋太尉王衍及诸王公，随即第三次进攻洛阳并将之攻破，俘获晋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后建兴四年（316）， 刘曜又攻入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
“永嘉之乱”是使中国汉地在短暂的统一后再次由统一走向分裂的重大事件。永嘉之乱后，晋朝统治集团南迁至汉地南部，定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建立东晋，史称衣冠南渡。中国北部地区则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永嘉之乱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原因主要还真不是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甚至亡国。而是汉民族自身的巨大耻辱。据史籍记载，西晋的末代皇帝和王公大臣们基本上没有丝毫的气节，羞耻感对他们基本上不存在。比如，匈奴王刘聪问晋怀帝为何有骨肉相残之事，怀帝说：“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还有，怀、愍二帝被俘，为偷生而愿为刘聪仆人。再有，贵为三公的王衍，竟劝石勒称帝。
在这样的皇帝和王公大臣的指挥下，其军队的战斗力不难想见。结果，光是首都洛阳，前后就被前来进攻的匈奴人屠城数次。这也可以算是西晋的特色了，在以后的中国其他朝代，比如南宋，大明帝国覆亡的时候，宁死不屈，选择与国家共存亡的人不在少数。
让我们姑且先抛开感情因素，比较客观地分析一下为什么西晋时代的人这么软弱呢？这种软弱其实在人类的古代史中并不是太常见。古人不像我们现代人，想法复杂，随时准备根据环境的要求来对自己进行必要的调整。古人对世界的看法相对比较单纯，坚定，从而也就比较多地具有始终如一的价值感。而西晋王朝的这些王公大臣们所展现出的毫无价值选择的精神状态，只能说明当时社会已经溃败到了什么程度，大概基本上除了金钱和贵族地位外，没有人还会在乎其他的什么东西。这应该是自从东汉末年，百多年来被彻底地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反复冲刷的结果。这种完全破碎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恐怕除了崩溃重建以外，还真是找不到一条能够安稳渡过的路径。
体现在失败者身上的这种几乎不可思议的懦弱，麻木背后的东西，换了一种形式后，也体现在了这段乱世当中所谓成功者几乎同样不可思议的，甚至完全就是变态般的发泄和癫狂上。以下引用几段史籍中的记述：
以下引自百度百科：
1，赵武帝石虎（295——349）的太子石邃，素来骁勇，石虎宠爱他。石虎经常对大臣们说：“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残杀，所以朕得以得到皇位。而朕岂有杀石邃的道理呢！”后来，石邃骄淫残忍，喜欢将美丽的姬妾装饰打扮起来，然后斩下首级，洗去血污，盛放在盘子里，与宾客们互相传览，再烹煮姬妾身体上的肉共同品尝。,
2，齐文宣帝高洋（526年—559年），在金銮殿上设有一口锅和一把锯，每逢喝醉了酒，必须杀人才能快乐。而他从早到晚都在喝醉，所以他必须从早到晚不停地杀人。高洋的侄女乐安公主（高澄之女）嫁给了尚书右仆射崔暹的儿子。一次公主回宫，高洋问及公主的生活，公主回答说：“一家人都极尊重我，只有婆婆不怎么喜欢我。”恰好当时崔暹因病去世，高洋直接跑到崔暹家中，问崔暹的妻子李氏是否想念故去的丈夫。李氏回答说：“结发夫妻，哪会不想念呢。”高洋听了之后，默不作声地抽出佩刀，说：“既然想念，何不一起去陪他？”说完便一刀砍下李氏的头，扔到墙外。
高洋非常宠爱一位歌妓出身的薛贵嫔，又跟她的姊姊私通。有一天，到她姊姊家吃酒，姊姊仗着高洋的宠爱，求高洋让她的父亲当上司徒，高洋大怒，说：“司徒是朝中的重要官职，哪是你想求便能求到的？”说完便亲自动手用锯子将她锯死。之后，高洋又怀疑薛氏跟高岳之前不清白，便用毒酒毒死了高岳，接着又砍下薛氏的头，把血淋淋的人头藏到怀里参加宴会，在宴会高潮时掏出来抛到桌子上，全席大惊失色。高洋又把她的尸体肢解，用腿骨做一个琵琶，一面弹一面唱：“佳人难再得。”出葬时，高洋跟随在后面，蓬头垢面，大声哭号。
3，前秦皇帝苻生（335年－357年）。一天，苻生在太极殿召宴群臣，命尚书辛牢为酒监，令极醉方休。群臣饮至尽醉，辛牢恐怕群臣过醉失仪，劝酒不是很积极。苻生大怒：“你为何不劝人饮酒，不见还有在那里坐的么？”说至此，手中已取过弓箭射去，一箭射穿辛牢的脖子。群臣吓得魂魄飞扬，不敢不满觥强饮，最后皆醉卧地上，失冠散发，呕吐物一身一地。苻生反而以此为乐，又连喝了几大杯，也自觉支持不住，才返身入寝去了。群臣才得以松了口气，相扶踉跄散归。
苻生爱看男女淫亵，往往饮酒时，令宫人与近臣裸体交欢，如有不从，立杀无赦。苻生好活剥牛羊驴马的皮，看它们剥皮后在宫殿上奔跑。曾剥去死囚的脸皮，迫令他们下颌挂着脸皮歌舞。苻生所幸的妻妾小有忤意，便立刻杀死，将尸体扔进渭水。
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产生暴君最为集中的时段，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首屈一指的。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当然，比较粗疏地暗自揣测一下，应该和当时社会全面的秩序崩溃紧密相关，这种崩溃还不光是表面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崩溃，主要还有前面已经提及的内在的伦理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崩溃。
不过，让普通人看上去心惊肉跳，夜不成寐的这些人类的极限行为，恐怕也有好处。今天的心理学家们应该能从这些过往的，鲜血淋漓的真实案例中提炼出不少隐匿在人类心灵深处，那些尚不为人所知的巨大秘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