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书在扳倒三郤时利用了一个寓居在成周，名叫孙周的公族，以郤至欲废晋厉公立孙周为由，阴使晋厉公对三郤痛下毒手。然而在栾书、中行偃合谋杀害晋厉公之后，却立刻就派了荀蓥和士鲂到成周将孙周迎回了晋国，此中情由就颇有些蹊跷。
这个孙周是晋国近支公族，又名孙纠，其祖父是晋襄公次子公子捷，号称桓叔。晋襄公去世时，灵公和公子捷都尚年幼，但依照晋献公时确立的不蓄养公族的基本国策，即便是年幼的公子也必须要避居国外，因此灵公一继位，其弟公子捷就被送往了成周。
公子捷在成周生有一子，名谈，按照当时的规则，应该称为公孙谈。公孙谈既没有封地，在王室也没有任何职务，在分宗立祀时便以孙为氏，因此一般被称作孙谈。孙谈在厉公被杀的时候似乎已经去世，留下了三个儿子：长子是一个菽麦不分的白痴，次子就是今天我们谈到的孙周，还有一个小儿子，在孙周回国时，大概也带回国内抚养。
或许正是因为年幼丧父，孙周早早就开始承担起了料理家事的重担，也就因此显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早熟。在被迎立回国时，他还只有十四岁，然而就是这个十四岁的孩子，竟然让晋国国内强横不可一世的卿族都变成了谦谦君子，这就不免让人感到意外了。
据说孙周在年幼时拜在周王室卿士单襄公的门下，跟随单襄公学习诗书礼仪。单襄公对于这个聪慧而早熟的弟子很是青睐有加，认为他是一个兼备了忠信、仁义、智勇、孝惠、敬让等等各种美德的完人，并预言说他日后必得晋国，临死前还嘱咐他的儿子善待孙周。单襄公成功地预言了三郤的败亡和厉公的失国，再加上他对孙周的预测，后世的人们据此认为单襄公是一个预言家，但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
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时代里，晋厉公时期晋国君卿之间关系的紧张，是一个国际上的共识。晋厉公一心要清除侈卿，卿族之间互相对立，内部各种势力暗潮涌动，政变随时都可能爆发。当时的范氏父子就一再地为将要到来的危机而忧心不已，特别是士燮，不仅一再地阻止晋国与楚国决战，更是在决战取胜后，让家里的神职人员为自己祈死，以换取家族的安定。
可以说，这种紧张的局面难免会让晋国的各种势力都如履薄冰，而若要打破这种提心吊胆的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发制人，厉公和栾书都是如此行事的，并合谋制造了导致郤氏灭族的车辕之役。但是在面临家族的生死存亡时，那些彷如惊弓之鸟的人们往往会反应过度，厉公的同党因急于解决侈卿问题拘捕了栾书和中行偃，栾书和中行偃也因为惊慌失措，拘杀了一国之君，事情最终的失控似乎也是必然。
因此晋厉公的被杀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或许并不是意外，人们更热衷于讨论的恐怕还是晋国公室势力的单薄和子孙的凋零。按理来说，孙周已经别为孙氏，早已脱离了晋国公室继承人的序列，若是按照正常的继位秩序，厉公死后即便没有子嗣，也应当由他的兄弟或者叔伯子侄来继位，根本轮不到三代之外的旁系血亲来分这杯羹。但偏偏晋国公室人丁稀少，成公以后似乎都是单传，上溯三代，竟无人能够承继大位，数来数去似乎就是孙周的血缘关系最近了。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由，还要追溯到晋献公时期的骊姬之乱，这场变乱对于晋国公室来说，真可以说是害在当代，祸在千秋。在当世，变乱直接导致太子自杀，诸公子流亡在外，让本来已经确定的继承人问题彻底摆脱了他的控制。晋献公制定国无公族的国策，本意是为了消除诸公子对于君权的觊觎，从而引发国家内乱以致削弱国本，然而事实的发展似乎并未起到预想的作用，反而让公室之间的斗争更加血腥。
就在献公死后不久，这个政策的负面效应就开始显现，先是发生了里克之乱，两个年幼的公子死于宫变。后来惠公继位，因其父子主政有失，内失人心，外失强援，公室子嗣无以为继，差点将晋国引入亡国的境地。幸而当时流亡公子重耳还健在，才艰难地保住了晋国的宗庙社稷。
然而在外流亡多年的晋文公，在目睹了齐国内部诸公子变乱导致国力衰弱的惨剧之后，并未反思这个政策的不足之处，而是继续执行这个政策。为了保证其子晋襄公夷皋的地位稳固，他将其在狄国所生的儿子伯儵、叔刘被留在了狄国，其余的儿子公子雍、公子黑臀、公子乐也都分别被外送往秦国、成周和陈国。
但机关算计也终究算不过天命，晋襄公只在位了短短的七年时间。在襄公死后，赵盾和狐射姑以国君之位为筹码，争夺正卿之位，使得文公的另外两个儿子公子乐和公子雍先后死于非命，最终君位由襄公的长子夷皋继承，是为晋灵公。
后来晋灵公被赵穿杀死，赵盾派其到成周迎回晋文公的最后一个儿子黑臀为君，是为晋成公。成公之后，其子景公据，其孙厉公寿曼先后继位。到鄢陵之战后，成公一系三代单传的独苗也死于非命。就这样，晋文公繁盛的子嗣后代，经过半个世纪的争斗，就只剩下寓居在成周的孙氏三兄弟了。
而与此同时，一个莫名的诅咒似乎也正隐隐地发挥着作用。晋献公在迎娶骊姬时，曾有人以“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来劝阻献公，这个说法虽然饱含着迷信的色彩，但却似乎真的隐隐发挥着作用，自献公以后，历代的公族子弟鲜有长寿者。
先不说奚齐、卓子死于兵乱，后来的灵公、厉公年纪轻轻就被大臣弑杀，就算是史书上所说正常死亡的国君，其寿命也并不绵长。晋惠公、晋襄公去世时只有三十岁左右，晋文公、晋成公、晋景公去世的年岁也只有四十岁上下。
在这种因素的作用下，自文公以后的历代晋侯，几乎都是年幼时继位，在经过一番折腾之后，还未等羽翼丰满，就驾鹤西去了。这其中在位时间最长的晋景公，在位时间也不过十九年，这就使得晋国的君权很难得以集中。
公室的枝叶如此的单薄，君卿之间的冲突又是如此的剧烈，而作为一个外来的国君，在国内缺乏根基，想要在国内立足，就更是难上加难。晋国历史上只有三位君主是从国外迎立的，孙周是其中最为艰难的。当年文公归国时，国内公族还未成气候，而且他还有不少随从出谋划策，总算还是勉力维持了局面。而到成公归国时，局面就已经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当时恰逢赵穿弑杀灵公，而赵盾则包庇赵穿，举目无亲的成公想不到办法来制约赵氏，只能任由其继续把持朝政，并指定继承人。成公在军政人事上毫无自主权，终景、厉二十多年的时间，公室始终未能扭转这种局面。
孙周此时面对的，是景、厉集权的失败，卿族权力的坐大，同时卿族内斗和权臣弑君等矛盾集中爆发最为剧烈的时刻。如何在平息国内的纷争，并尽可能地将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避免自己遭遇前任的悲惨命运，是孙周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因此当孙周回国，在清原接见迎接他的大夫时便说道：“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这的确是造化弄人，然而孙周的本意却并非如此。他深知晋国内部局势的复杂和混乱，更何况他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但孙周却打定了主意要夺回国内政治的控制权，因此，他的这段话还隐含着另外的一层意思，是在警告作乱的大夫，我孙周之所以回国，那都是上天眷顾，与你们毫无关系。孙周一开始就警告栾氏、中行氏，你们不要看我年纪轻，就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倚仗着拥立之功就恣意妄为，我孙周绝对不是可以任由你们摆布的傀儡。
他接着说道：“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从，将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从君，神之所福也。”人们迎立国君，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对他们发号施令的领导者，而不是傀儡。如果拥立了国君却不服从君命，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如果你们还用得着我，今天我就把丑话说到前面，以后恭恭敬敬地听从我的命令，有天地神灵作证，日后可切莫食言；如果用不着，也趁早说出来，我也就不必再舟车劳顿去趟这趟浑水了。
一群人被孙周的这一席话给说愣住了，这哪儿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能说出来的话？在等待新君回国的时候，所有的贵族们怕是都对这位年少的国君做了不少的功课，知道他历经了生活的磨难很是早熟，而且其贤名远播，恐怕也有不少人听说了单襄公所说的那番话，心里自然是有准备的。然而孙周的话依旧出乎他们的预料，一个在国内没有任何支持者的少年，甫一回国就给了群臣一个下马威，着实让所有人都为之一惊。
但是孙周的话的确是契合当时人们心理的，在经历了郤氏灭族、国君被杀的惨案之后，所有的卿族都犹如是惊弓之鸟，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都担心这种乱局会持续蔓延下去，进而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斗，自己的家族能否在这种残酷的斗争中苟存下去还真是一个未知数。这不仅仅是范氏、韩氏这样一些谨小慎微的卿族所担忧的，更是国内广大贵族一致的心声。即便是早先肇乱的栾氏、中行氏，恐怕他们自己也感觉到局面已经失控，也期盼着早日能够结束动乱。
在这个时候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来拨乱反正，整肃政治风气。但公室枝叶稀疏，能够继承大任的人选并不多，当他们得知即将到来的新君是一个年幼的孩子时，曾经也有些忐忑，内心不免有些忧惧。然而当孙周厉声地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所有人悬在心中的一块巨石终于落了地，他们都不由自主地舒了一口气，异口同声地说道：迎立您回国是群臣的心愿，自然会唯命是听，不敢有所违逆。”
这一天是晋厉公七年（574）的十一月，周王朝历法的正月十五日，孙周先声夺人，并借此与众大夫歃血盟誓，这才进入国都。回国之时，他先住在伯子同的家中，至二十六日（有考证称可能是十六日），入武宫祭拜先祖。腊月（周历二月）初一，孙周在朝堂上举行登基典礼，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晋悼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