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那年我与爷爷走亲戚回来，我蹦蹦跳跳远远地走在前面。路过村小学校，我从小学门前地里的小路爬上操场，一抬头，见操场上蹲着一个大人。他问：“谁的儿子？”我大大方方如实回答。他就是我后来的启蒙老师赵老师。
正式上学前的一学期末，我随院子里的哥哥姐姐去报名上了一周课，这是学校惯例。爸爸用草纸给我订了一个作业本，邻居的大哥哥见了，给了我一个小作业本。报名时，赵老师穿着黄军装，他问我有多少手指和脚趾，我对答如流。又问我有多少头发，我吱唔着不知如何回答。他一挥手：“下去。”我转身，对围观的高年级同学说：“让开！”他们让了一下，我就挤出了门。
我上学前很调皮，父辈们说不知我上学要闯多少祸。结果上学后规矩得很，成绩也非常好，成了老师的得意门生。
其实学校就两个老师，学校也只两间教室，没有围墙，门窗也只有框架。都是复式班，即一个教室中有两个年级，由同一老师教。最初是五年制，学校还少了五年级。教另两个班的老师姓韩。据说他常做不出四年级的数学题，经常与赵老师一起用小石子在地上演算。赵老师也常有讲不出的问题，于是就“啊”“啊”两声，不了了之。
赵老师的头发很长，很厚地在头上向右铺着，略有些乱。经常看到他蹲在地上往右偏着头，用手拍打几下头发，再用手指梳理一下。
老师用水要用一个小铁桶到旁边地里的小沟中去接。赵老师在中午快下课时会让学生帮他去提一桶水。他常让我去。一桶水约有二十多斤重。提一桶水走在田埂上感到很吃力，不过心里却很高兴。
当地尊师风气极浓，每年腊月杀了年猪，常有学生家长请老师去家里做客。祖父祖母不识字，却对老师非常尊崇。读第一册时，祖母让我把赵老师请到家里去。放学后老师与我走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他问：“是你爷爷的生日？”我说：“不是。”他说：“那我就不去了。”说完转身就要往回走。我拉着他的衣服说是大人一再交代要我把老师请去。到家后大人热情相迎。山里学生中午带的是干粮。下午放学到家先要吃家里中午专门留下的饭，晚上再吃晚饭。这天是祖母去临时作的饭，她做饭一会就好，是出了名的快。老师把他碗里的肉挑了一些到我碗里，并把他端碗的手伸向另一边，笑着说：“到你碗里我就不要了哈。”那一刻，感到平时严厉的老师显得那么和霭。
老师都是外地人，周六下午都要回家，周一再来。但常常是周一缺席。等到中午还不见老师的影子，就只好各自回家。有一次等到中午还不见老师来，我就与院子中一堂弟相约从山脚下的小河沟回家。我们沿着小河，走到山间一处沙滩，四周是灌木丛。我们走在石块上先把各自带的馍拿来分享了。堂弟带了一包烟，我们连续吸了几支，吸晕了，想吐又吐不出来，我们就躺在沙滩上。四周很静，只有流水声和鸟鸣。就这样一直躺到下午。
有一次祖母拿了两个豆豉团让我送给赵老师。没有任何包装，就放在书包里。放学后，我叫上另一同学，我把两个豆豉团握在两手中放在背后，来到老师屋里，才有些不好意思地给了。他接了，连声客气地道谢。回到家，散落在书包里的豆豉还够我们吃了一顿。
读三年级时，村上另两个低年级小学也合并到了我们小学。原大队礼堂成了我们的教室。学生多了，老师也多了，最多时也达到了四位。教我们的是本小组（以前叫生产队）的季老师，是民办教师。他每天早上要干一阵农活，要9点半以后才到校。我们早早到校就是到操场玩，相互追逐而戏，或是模仿电影镜头“打拳”。一旦有同学发现季老师从山坡上下来了，我们就迅速冲进教师拿出书来读。老师来到教室坐在前面，等我们读了约一小时，就喊下课。有一天早上大家正玩得起劲，不知不觉老师已进了教室。我们紧张地跑进教室，拿起语文来朗读。老师一如往常，也没批评我们。
学校一直没有统一上课时间，也没有上下课铃，都是老师自己掌握。有时课间要玩很久，有时一节课就是一上午。我们上课时，常常有别的年级的同学趴在窗台上看着我们。
季老师安排我们每晚写一篇作文，第二天由学生自己在班上朗读，老师再点评。有一篇作文是写“六·一”儿童节。有一同学晚上没写，早上来后匆匆写了几句。让他读时，他站起来，临场编了几句文不对题的口水话，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也笑了。
夏天，酷热难耐的下午季老师就常常带我们到学校附近的小河沟里，找一块空旷的阴凉地，大家坐在石头上，轮流读作文。因为每天一篇作文，很多同学都厌了，常常敷衍。而老师却是煞有介事地点评，写得差了他也不会批评。
起初“六·一”儿童节时各村小的学生都要集中到乡中心小学去一同庆祝。后来有几次就各自学校自行庆祝。四年级时“六·一”节，母亲拿出一条新裤子给我，似乎也不是全新。我穿上后高兴地去了学校。同学们打闹着等季老师来。我坐在操场边一根大木头上看了一本连环画。中午季老师还没来，我们就回家了。
学校与村上公房紧挨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原来集体生产时的设施和房屋渐渐被拆除。有一间屋子里整齐地堆满了装菌种用的玻璃瓶，也没人管了。常有学生偷偷拿一个放学后跑到小河沟里去捉鱼。
读第一册时，考试还是外校来监考的老师把题写在黑板上，我们再用监考老师发的大16开作业本纸答题。第二册时期中考试就开始用印刷好的试卷。那次由韩老师监考，他按试卷袋中的夹页纠正了印刷上的错误。又说“密封线外不要答题。”说得快又大声重复，好像很严重。反而让我没听明白意思。他报听写时也匆匆忙忙。很多都没听清，这就影响了我的发挥。
第二册课本前几页是彩页，图片下配有文字。有一页是一大片盛开的海棠花，有一页是：“长江两岸枊树开始发芽，大兴安岭雪花还在飘舞。”这些景致让我感到心旷神怡，感到很新鲜，也令我大开眼界。
我们读一年级时，所有书学费一共只交三元，期末还要退回两角多。没有明细表，也没人追问账目。那时每年冬天要搞勤工俭学，一般都是桐仔剥了晾干后，每人交几斤桐仔给班主任老师。读四年级的秋天，老师突然通知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在第二天每人扛三根直径三寸长度八尺的木棒到十多里外的场镇。高年级同学自己扛了。有的同学在家里扛了干木棒，有的同学是由哥哥姐姐或大人帮忙。我遇事总是闷着，也没有跟家里讲。第二天上午到校后，现实不得不面对，我不由自主跟着一些同学到附近的山林中临时去砍小树。大家一个个都扛着上路了，我借了刀匆匆忙忙砍了一根小树，剔除树枝，费劲地扛着去追赶前面的同学。到半路，有一同学让帮着扛了一根，实在扛不动了，见我们也落后了很远，我就丢了一根。到了后才发现原来是季老师的弟弟收购大量的木棒做菌种箱。对每个同学交的木棒都作了登记。我还差两根，不知如何办好。过了几天，季老师在上课时把我叫到前面，说别的没完成任务的同学有的是交钱有的是交桐籽，问我怎么办。委屈、无助一齐涌上来，我竟然很伤心地哭了，边哭边说交桐籽。而后来，季老师再也没提过这件事。
冬天，老师常安排我们去附近的树林中拾干柴，各自打捆扛回来。大家都是量力而行，没有人偷懒。每天中午，就用这些干柴在教室后边空地生一大堆火，供大家取暖和把干粮烤热。寒冷的冬天围着火，吃着干粮有说有笑，很是惬意。
小学时光是自由的，也是快乐的。但总觉得很漫长，特别是越到高年级，越是盼着上中学，并且那种感觉与日俱增。〔文/罗名旨 作者为媒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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