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无比敬畏的心情打开笔记本，想写下关于第二次读《四世同堂》的种种。生怕因为自己的愚笨和笔拙，表达不出作者笔下人事沧桑和温情切切的万分之一，失了对经典应有的规矩。只是，我的所有在读过本书后的情感和伏在案上的纸和笔不允许我固步自封，什么都不做。这才琢磨着，只要将酝酿好的情绪有章法地张铺在纸上，既不着急快点完成它，同时让每个文字不为写而被写下，就算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给自己。据说，《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在写她这部传世之作时，并没有约定俗成地按照故事的既定情节顺序去写作，而是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我觉得我也可以尝试一下她的方式。

既然要写，势必得提到小说中的情节，还得有思想主题，这两项都不是简单的工作。因为本书洋洋洒洒共有一百多万字，前后共展现了近三十个人物在八年时间中的生活轨迹。《四世同堂》顾名思义，主角是一户四十同堂的人丁兴旺之家。更为详细地说，这个故事的背景时1937年至1946年北平的一个名叫小羊圈的胡同里。祁家——主角四世同堂之家——之所以是本故事的主要聚焦点，是因为他们家已经在这条小胡同里住了四五十年，算是扎根很深的人家了。至于其他的邻居，总是今天搬来，明天搬走，他们或生，或死，或兴旺，或衰落，祁家的老太爷祁老人都看在眼里。

彼时，小羊圈里还住着六七户人家。门牌号标记为一号的，住着的是和祁老人儿子同辈的钱诗人夫妇，还有他们的儿子、儿媳；二号院子里住着三户人家，房主是李四爷，这位老爷子可是连自居为老人星的祁老人都对他尊重几分。原因有二，一则李四爷年龄也有个七八十岁，和祁老人的年龄相仿；再则，李四爷十分热衷于帮大伙儿的忙。李四爷的紧邻四号和祁老人的紧邻六号都是小杂院。四号住着剃头匠孙七夫妇、马老寡妇与他的外孙，连带着拉洋车的小崔两口子。至于六号院的住户，他们的职业可比四号略高级一些：北房的丁约翰信仰基督教，在东交民巷的“英国府”作摆台；北耳房住着角棚匠刘师傅夫妇，刘师傅在给人家搭棚外，还会练拳和耍“狮子”。东屋住着小文夫妇，都会唱戏，在曲艺上颇有声望。还少了哪一家呢？哦，对了，是夹在钱家和祁家中间的三号，这户人家可是祁老人以及小羊圈里其他住户都不待见的一家。他家的房主姓冠名晓荷，按照年龄来算，冠晓荷应该和祁老人的儿子祁天佑是同辈人。以冠晓荷这样的辈分，胡同里的长辈会亲昵的称呼冠晓荷一声“晓荷”，就像他们会叫祁老人的儿子“天佑”；而小辈们则会称呼他为“冠先生”，以显示尊敬。可是呢，胡同里的邻居只是直呼其名，甚至有时候连名字都懒得叫，则只是说“三号院子”如何如何。就连冠晓荷的太太也被起了个响亮而不太儒雅的名字“大赤包儿”。唯有冠晓荷后娶的尤桐芳和他的大女儿高第，在大家眼中算的上是可爱的人儿。至此呢，本书的大部分人物都已经介绍得差不多了。至于钱家的亲家、祁家的朋友诸如此类的攀亲带故的人，我先不做介绍，以免混淆视听。

提到这些户人家、这么些个人，就应该很清楚，《四世同堂》故事的主要情节是关于大杂院中的日常。这可能让很多人顿时失了兴趣，觉得这有什么可读的？不就是邻里邻居那些家长里短，关于孩子、男人和媳妇、长辈和小辈儿之间的事儿的书，情节琐碎加上思想僵化。我们身边儿类似的故事每天听到和看到的数不胜数，早已是轻车熟路。确实如此，但又不尽如此。我们之前说过，《四世同堂》的故事发生在1937年至1937年至1946年的北平，即现在的北京。我们翻看历史就明白了，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而1937年至1946年期间，北平是被日本人占领统治的。这样的历史背景，让原本絮絮叨叨的市井生活蒙上了一层家国情怀。

都说人生苦短，但在和平又兴旺的年代，短短八年的时间，并不能让一个小社会圈子里的所有家庭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在《四十同堂》中，很多人的年纪正值身体健康朝气蓬勃，却没走完全书的旅程，名字便永远不见于字里行间。有的人是恶人终得恶果。典型地，三号院子被日本人查封，冠一直仰仗并引以为豪的他亲爱的太太大赤包儿，依靠是妓女检查所所长的职位赚的盆满钵满，此时自顾不暇。她被下了狱，每日与一小块发黑的饼子还有她自己的屎尿作伴度日。她偶尔幻想着以前美好的生活，根本不相信日本人会把她抓起来。她是那么热爱日本人，她忠诚，她谄媚，她甚至都想把女儿献给日本人。大赤包儿最后精神恍惚了，即使在弥留之际，她也不明白，她的的确确是被抛弃了。更准确地说，她的主人就是看重了她可以被随时抛弃又不令他们损失什么。日本人需要大赤包儿这类汉奸式人物，一方面，他们为了获得权力儿表现忠诚和摇头摆尾；一方面，他们也可能为了钱财对同胞痛下狠手，没有一丝怜悯之情。最重要的是，当汉奸式人物做得太过头时，日本人可以毫无顾忌的把他们抛给群众，让愤怒的人群撕咬他们而不是痛恨日本人。日本人给自己树立一个公正而权威的形象，巧妙地将所有的坏事都归咎给汉奸式人物，说一切都是这些人做的坏事，不是皇军，日本人爱好和平，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其他国家。反正除去了一两个汉奸式人物，还会有更多的为日本人服务。大赤包儿自以为是极聪明的人，但她的眼光太短了，看不到这一点。她被妓女检举、被马老寡妇的孙子告发，这些曾经都是被她欺负或哄骗过的人。如今，他们联合起来把她扳倒。她死在狱里，被两个曾经与她亲密、推心置腹的人——绿脸黄牙的汉奸蓝东阳和他的夫人、祁家老二祁瑞丰的前媳妇胖菊子——给毒死了。冠晓荷死了，日本人的共和面弄坏了北平人的胃肠，他们却疑心是什么传染病，深怕染到日本居民。几辆大卡车在街上巡行，见到晕倒的、闹肚子的，都拖去消毒。消灭一个便省一份粮食。就这样，天字第一号的顺民冠晓荷，被买进坑里消了毒。蓝东阳死了。至于胖菊子，祁瑞全曾给家里寄信，说他在落马湖见着过胖菊。她从蓝东阳那儿卷了很多东西都被没收了。于是她只得卖她那身胖肉度日。她长了一身烂疮，手指缝儿都流着脓。可是瑞全不可怜她，也犯不着去骂她，她会烂死在那儿。

即使跨越了很多年，读者对于反派的憎恶心理还是没有削减半分，作者似乎也很了解这一点。于是他给反派们安排了能满足读者诉求的结局。让满是疮痍的读者的心稍微好过一点。然而，反派的罪有应得并不能让好人幸免于难。就像我们总是说，这个世界不能简单地被一分为二。战争带来的伤害同样不仅限于被侵略的土地、国家和人民。那些手挥旗帜，唱着胜利之歌的人，他们转身面对的是亲人的尸体和自己孤寂的人生旅途。像极了大赤包儿临了儿时神志不清的状态：她高喊着“皇军万岁”，忘记了她在狱中，也忘了她自己。一会儿，她变成花枝招展的女郎，一会儿又惊着了四处寻找钞票。她又幻想自己穿着高级的服饰接受日本人的热烈欢迎。她以为她喊出了声音，那声音只有她自己听得见；她以为她得了心之所向，其实是她幻想出的泡影而已。

  虽然侵略者拥有不计其数的铜枪铁炮，建造了那么多严酷、震人魂魄的监狱，作为一时的强者，侵略者们本着贪婪的妄念发动了一场非正义、非道德的战争。这意味着他们终将失败。无论他们曾经占领了三个月的上风，还是举了八年的胜利旗帜，其失败的本质毋容置疑。对此，经历过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见证过皇帝退位和连续内战这样大场面的祁老人最有话语权。事实向后来人是如此证明的。如果，最终是失败，那么哪有开始的成功之说？相比起“失败者”，我倒觉得所谓的“胜利者”更为可怜。这话并不是牵强所出，更不是因为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才说的。

都说北平的大灾难总是到三个月必定消灾减难而后诸事大吉。就像一个健康的人免不了头疼脑热，过几天自然会好。所以，祁老太爷只预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一次，北平陷落、南京陷落，接着是广州、上海……总不见指望的日子让祁老人也动摇了他三个月恢复平静的理论。他无暇琢磨、估算胜利何时来到，整个家庭的生存和安全就够祁老人消磨不少时间。战争时期的生活本已经十分困窘，每家每户还得想办法弄点铜啊铁啊交到上面去，目的竟然是为了日本人打中国人而用；有一次，祁老人的长孙祁瑞宣被下了狱，原因是日本人非常不满意他供职于“英国府”，而不是为日本人所设立的机关部门效力。那一次，瑞宣真是九死一生，如果瑞宣一去不回，这对于整个祁家的人来说，先是小妞子和小顺没了爸爸。如果孩子们坚强一点，这也不算什么。只是天佑店里的生意不好，老三逃出城去，老二没个正形，连老大也被牵扯进去的话，算是断了祁家的收入来源。还有邻居们，今天钱诗人被捕入狱留下一家子人，明儿小崔被无缘无故地砍了头剩下小崔太太一个人，作为长辈，祁老人也总是忙里忙去，或多或少地照顾着。也许最让一位身衰气败的老者感到无能为力的事。莫过于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儿子、孙子，还有他疼爱的小曾孙女先他一步离开，到最后，他能做的不过忍耐而已。

对于是否能胜利这件事，三个月和八年的差别相差不大。对于处在战势中，眼巴巴盼望着胜利的人，三个月和八年简直是天与地的差别。作为生活在1931年至1945年前后那个兵荒马乱年代中的人，他们对于希望和坚持希望是怎样的态度？我非常好奇。作为读者，本书共有百万余字，排版成书有一千多页，即使我对于文字比较有耐心，读到中途都或多或少地冒出不耐烦的情绪，尤其是读到书中人物命运的多舛，让人看不到扭转乾坤的契机。我心里想，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因为我是读者，我的选择权是灵活的，我可以忽略故事所有的中间情节，直接跳到结尾去。故事所刻画的现实中那个年代生活在北平的人，他们没有像我一样的选择权，直接跳过三个月的时间，也没办法拨动表盘，让时间快进八年。对于希望和坚持希望，可能在他们吃饱了、穿暖了，睡得踏实的时候，的确会想一想。

如果读者连在文字上陪伴故事中角色度过八年的耐心都那么容易失掉，就直接去看结尾了。那么我们又凭何让那些看不到胜利的一点小火星的人物抱着希望，坚持正直和善良而活呢？也许他们会想：做一个像冠晓荷、大赤包和蓝东阳一样的人物也没什么不好，起码能过得舒服点，还能把家人照顾好。作者并没有写他们是否这样想过，即便如此，也都是人之常情。终究，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自顾不暇，但会给与遭难的邻居帮助和安慰。对于陌生人的苦楚，他们无能为力，但打心底地，他们有一份同情心。他们大多数没有选择背叛同胞，走一条容易的晋升之路，而是默默隐忍。光这一点，我暂且不说是英雄之举，只是将此事置于我们现在很多人身上，有几人能如此坚守。如此，我便觉得牛教授愿意出任教育局局长是合乎情理的。还有祁瑞宣，无法舍弃家人，像老三瑞全一样离开北平，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中，并不值得他如此妄自菲薄，认为自己是胆小、懦弱的人。

细想来，“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是一体两面的，它一面有多么激情澎湃，另一面就有多无可奈何。所谓的英雄，无非是被时局逼迫的一搏。搏赢了，下一代便得到了一定时期内的自由和张扬个性挥洒青春的资本。搏输了，就像普通人一样地生活。世世代代的人，都过着普通的生活。只是这种生活在过得“精彩”的人眼中，是乏味，甚至有一点迂腐的。他们背不住地斥责，以一种思想启蒙导师的姿态，试图警醒那些在他们看来是睡过去的人，“醒醒吧，不要让市侩的小家子事儿把你锁住！抛弃枷锁，向着美好和自由！”对此，普通人能怎么办？他们只能像不被理解为什么不果断出城参军，又对改变时局无能为力的祁瑞宣一样，低头苦笑，不做一点解释。谁不想如愿地生活？有许多像祁老者的老人，希望在太平中度过风烛残年，而被侵略者的枪炮打碎了希望。即使他们有一份爱国的诚心，可是身衰气败，无能为力。有许多像祁天佑的半老人，事业已经固定，经历已经剩不多，他们把自己的才力已看得十分清楚，只求在身心还未完全衰老的时候再努力奔波几年，好给儿孙打下一点生活的基础，而后有可能的话，再享几年清福。可敌人进了他们的城，关停一切。教他们离开北平，他们还没有准备。不走，也许会像牛马似的被鞭挞着活上不知道几年。他们不晓得怎样才好！有许多像祁瑞宣的壮年人，有职业，有家庭，有知识，有爱国心，假若他们有办法，必定马上奔赴国难，决不后人。可一家大小的累赘，想一块巨石压在他们背上，使他们抬不起头，动也动不得；有许多小崔，因为北平陷落而登时没有饭吃；有许多小文夫妇闭上了他们的口，不再歌舞升平；有许多孙七，诟骂着日本人而没有更好的方法发泄恶气；有许多刘师傅，想靠着他们的武艺和日本人拼一拼，可敌人的坦克在柏油路上摆开，有一里多长；有许多......

曾经以为，好故事就是看故事桥段编排得够不够精彩，结尾是否出人意料结尾是否出人意料。但当我真的试图忽略《四世同堂》的故事去看结尾时，最后发生了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的感受和情绪。将这一千多页合上，小心翼翼地规放到书架上，我看着书侧面四个用宋体写的方方正正的小说名儿，心里觉得暖暖的。之前我好奇，对于胜利这件事，八年和三个月有什么区别，这是我作为旁观者对局中人发出的疑问；之于我自己则有另一个问题，过程和结束两者的差别在哪儿？就我二次读这本书的经验，我的答案是，我总是在过程中看疮痍到而满眼期待结尾的到来，等到真的结束了，才发现整个过程的回忆、体验才是值得以后拿出来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