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奏章， 是中国最早争取人权的呼声，虽然很温和、很微弱，而且又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这份奏章”指的是公元前67年,即西汉宣帝时期,时任廷尉吏的路温舒写给皇帝的建议书,后人把它称之为“尚德缓刑”书。
“是中国最早争取人权呼声”这个评价的作出者，是台湾作家柏杨先生。他在《中国人史纲》叙述到司马迁惨遭宫刑的故事时，特地将相差百年的路温舒安排了进来。
1
柏杨先生说“诏狱法庭不限于直接冒犯了皇帝， 一件谋反案发生后，无论这件反案是真的，或是出于诏狱系统——诬陷的， 往往千千万万人被牵进去， 包括各色人等。像亲王刘安谋反案，死于诏狱的就有数万。刘彻亲信江充揭发的巫蛊案，死于诏狱的也有数万人。法官对失了的亲王、 宰相、 部长，敢如此残虐地任意戏弄，低级官员和平民受到的待遇，我们可用常识判断。以上世纪（前二）九十年代为，十年中每年诏狱系统逮捕的囚犯，都有十余万人，占全国总人口分之一。亦即平均一百人中，就有一个人因谋反罪而身系囹圄，这数目使人毛骨悚然。”
柏杨认为“这是中国文明的一项耻辱”，而路温舒对此现象“首先提出呼吁，要政府尊重人性，保障人权。”
而路温舒上疏请求改变重刑罚、重用治狱官吏的政策，主张“尚德缓刑”，“省法制，宽刑罚”。
路温舒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是法密政苛，重用狱吏。他认为汉承袭秦朝这一弊政，必须改革。
他还反对刑讯逼供，认为刑讯迫使罪犯编造假供，给狱吏枉法定罪开了方便之门。
路温舒建议的重点在于希望宽厚司法，在于希望公正执法。
而此前100年的“缇萦上书”所引发的却是根本改变，即汉代刑制改革。对保障人权应该是基础性的、彻底的。
2
据《汉书·刑法志》载，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令押解长安，淳于公无男，只有五女，其幼女缇萦，非常悲痛，便随父到长安，上书文帝，表示愿意“没为官婢，以赎父刑”。她提出死者不能复生,行过刑的人（指断手脚之类的）不可以再接上肢体,虽然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文帝“怜悲其意”，下诏说：“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是“不德”，表示要以其他手段代替。
这也拉开了汉代刑法制度改革的序幕。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废除肉刑，着手改革刑制。
景帝即位元年（公元前156年）至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曾两次下诏减少笞数。
这一刑制的改革，在中国法制史上意义重大，它是中国古代刑制由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阶段的转折点。（引自《中国法制史》曾宪义、赵晓耕编著）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
刑制方面，董仲舒认为德为阳，刑为阴。两者关系是：“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他又说：“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或说“大其德而小其刑”，被后人归纳为“德主刑辅”。
这与路温舒“尚德缓刑”的呼吁是相吻合的。应该说，在“尊重人性，保障人权”上，汉朝初期就已经开始实践了。
只是在汉武帝统治后期，“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烦苛，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这段话概括出原因一是法律诏令条文繁多，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不能都掌握；二是奸徒酷吏借机徇私舞弊，操弄司法。
如路温舒所说，司法人员上下勾结、刑讯逼供，冤狱重重。而刑讯逼供，应该是个千年难题了，即使高度文明的当代也难以杜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