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学者根据宋人《唐登科记》、明人《玉芝堂谈荟》和清人《登科记考》有关垂拱三年（687年）状元陈伯玉的记载，得出陈伯玉是四川的第一个状元的结论，其理由是：陈伯玉即射洪陈子昂。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据陈子昂生前好友卢藏用的《陈氏别传》记载：“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也……以进士对策高第。”陈子昂死后，妻子儿女均被好友照料抚养，可见陈卢二人关系之密切。这么密切的关系，卢藏用在《陈氏别传》中怎么没有陈子昂中状元的只言片语呢？虽然当时还没有“状元”之说，但能考出进士及第第一位是何等重要，怎会不写呢？更何况其它正史中也为提到陈子昂中状元之事。
开科取士是隋文帝杨坚所创，及至唐代得到完善并形成制度，考试分为制科和常科两类，制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内容很复杂；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等五十多种，其中明经和进士最为重要，每年分期举行，进士录取率很低，约为百分之五，进士第一名在唐代称为状头，后称为状元。据目前史料记载，陈子昂参加进士科考试是在开耀年（682 年)正月，永淳元年（682年）二月才揭的榜，以对策中了个乙科进士（彭庆生考辨），嗣圣元年(684年春》上《谏灵驾入京书》后得武后召见，拜将仕郎，不久授麟台正字。任此官职在随后四年的政绩考核中，他均未得到升迁，直到永昌元年（689年）才随例迁官一阶为正八品下阶的右卫胄曹参军。如果垂拱三年（687年）陈子昂再考进士，其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升官。如果真的考取了进士第一名（状头或状元），为什么官职没有变化呢？这可能不合常理吧！如果状元都不升迁，他又何必再考多此一举呢？
事实上，陈子昂擢麟台正字后，一直在专心政务，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谏灵驾入京书》《谏政理书》《复仇议状》《上军国利害事三条》《谏用刑书》等就是入仕后的重要奏章。垂拱二年（686年）三月，他和乔知之、王无竞等诗友随刘敬同将军北征，同年九月才返回洛阳，继续任麟台正字，继续忙自己的政务，先后写出了《吊塞上翁文》《燕然军人画象铭》《为人陈情表》《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等散文和奏章，没有任何迹像看得出他在备考或考进士。
《唐登科记》记载垂拱三年（687年）进士及第六十五名，排在第一位的确实是陈伯玉，但这个陈伯玉何许人也？生卒年龄籍贯等均不详，正史无名，身世失考，而陈子昂的年龄籍贯在正史中均有记载，仅凭陈子昂，字伯玉，就认定陈伯玉就是射洪人陈子昂，显然缺乏说服力。
在古代，一个人的名和字的称谓是有严格要求的。唐代孔颖达在为《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作注时曾说：“生若无名，不可分别，故始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字者，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直呼其名，故冠而加字。”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年之后，由长辈原来所起的和多年来被长辈所称呼的“名”就不便在公共场合呼来喊去，必须要另取一个供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即“字”。近人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也曾指出古人名、字的区别：“人生幼而有名，冠而为之字……名不可二，孽乳最多谓之字。”这就是说，名是父辈所定，终身不变，字是成人之后所拟，可以多个。同辈、朋友、下对上、一般场合使用字，长辈、老师、上对下、正式场合称其名。进士及第张榜这种正式文书所写的一定是用名而不用字，绝不会弄错！所以，垂拱三年（687年）丁亥科状元的陈伯玉一定是名而不是字，不是字陈伯玉的陈子昂，不是梓州射洪的陈子昂，而是名陈伯玉，字不详的另一个人，至于这个状元陈伯玉是谁，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要言之，陈子昂一生只中过一次进士，没有中过状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