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们分析出了薛汪之争的核心争论点，即学术的突破和知识扫盲的比重问题。
站在汪教授的角度来看，知识的确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如果随意地把知识散落民间，很有可能导致知识理解的错位，最终导致学科被误读，影响学科在正确方向的持续发展。汪教授也在他的行为经济学讲义中写到：聪明的对象是知识（knowledge），而智慧的对象则是判断力（judgment）。可见智慧的修炼不可与知识的摄取相提并论，只有在象牙塔顶尖的人才具有大智慧，他们理应维护知识的正统性。
而薛老师却为大众打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人们不用对经济学这门学科敬而远之，让门外汉也可以有认知上的颠覆，虽然这不过是专家眼中的皮毛，基础中的基础。即便如此，每个人都可以把经济学思维应用到生活中，这难道不是每一个学科同样想达到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吗？用经济学的话来说，那就是如果每个人都能掌握一些经济学知识，那么人的交往、合作以及分道扬镳甚至不欢而散会不会就会多些理性和理解，产生更少的交易成本呢，这样社会的总收益会不会更容易实现最大化呢？
用我的话讲，这就是一场“实用经济学”和“延展经济学”之间的较量。兴趣与耕耘，精英的专业教育和大众的通识化教育，精与量，开枝或散叶，以及一流知识的突破和二手知识的传播，它们之间孰优孰劣，时间的钟摆摆到哪儿了，这需要比较、切磋一下，而大众是最后的裁决人。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这场争辩的话，五百年前心学与理学间的争辩就格外具有借鉴意义，让我们可以在时间的长河之中如释重负，真正坐下来平心而论。
程朱理学作为当时的官方学说，推崇格物致知，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做圣人，就要把世间万物挨个研究个底掉，最后拼凑起来，那就是掌握真知了，你就可以做圣人了。现在的高考，自古以来的学术研究无不受此观点的影响。
心学则提倡知行合一，心外无物，心即理，只有明白了道理并与予执行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合完了，你就又可以开始新的一轮求知了，层层累积，再逐层筛滤，才能最终做到致良知。这样看，理学讲究观察，看透世间万物，心学则强调事上练，实践出真知。
那么话说回来，我们当然可以勤勤恳恳、默默耕耘，不畏辛酸艰苦冲往象牙塔顶层，格物以致知，然后开始不紧不慢、一丝不苟地添砖加瓦，奉献自己的一生。同样地，我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另辟蹊径，跳出这个对于当时人难以挣脱的思维方式上的束缚，发掘兴趣，再为此而学，走一步，合一回，让这个“一”服务下一个“知”，循环往复，即使回过头来发现了错误，也会对自己“会心一笑”，感激当时的一时兴起。
下一讲，我会再延续这个话题，说一说这场争论带给我的一些跨学科学习的思考，以及讨论一些延展学科带来的学术突破的实例。其实学科的延展和突破难以不在实用和通用性的推进下进行，我们需要汪教授这样照本宣科、兢兢业业的绩学之士，也需要薛老师这样和蔼可亲、幽默诙谐的“科普从业者”。正所谓学科内威风凛凛，学科外颠覆认知，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这场争论带来了思考，却没带来结局的原因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