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夜，全民放假。举国欢庆的时节，我趁着微明的月色，在阵阵秋风的陪伴下，带上给大伯伯母准备的礼物，骑着小电车到大伯家。我怕耽搁的时间再长，大伯这个急脾气又要冲我牢骚了。
大伯家在南城门，早些年城门上的吊桥还在，人家的房屋都集中在老护城河的边上。如果发生水涝灾害，实际上这里是很危险的，但人们世代居住在这里，早把担惊受怕变成了波澜不惊。
我小时候，没少跟奶奶住在大伯家。大伯离婚以后，是大姑姑张罗着，在她们菜队的妇女里精心选择了我这位新伯母。
伯母嫁过来的时候，年龄虽不大，却带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她的前夫因病而逝。大姑姑据说是看上了大伯母还能生育，再说还可以让伯父迁来城里。
伯母人很标致，双眼皮大眼睛，黑眼珠骨骨碌碌，会说话的样子。她留着齐耳短发，又干净又利索。见我从不叫我的名字，都是“娃啊娃啊”地叫得很亲热，我那时特别受用，觉得她比大姑姑对我还亲。
大伯的户口从我们家迁到了菜园，一起在菜园队里刨地改水。劳动的强度降低了，但四时忙碌不停。他们需要拿钱和粮票购买粮食，不像农村，粮食是分的，奶奶经常偷偷地说：你伯这命不好啊，负担多重啊，招父养子，给别人养活一堆孩子。
现在想想也是，伯母的几个孩子都十几岁了，要上学，要吃饭，“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一家老小吃饭都成问题。
为了帮助做家务，我伯母的娘也常年住在大伯家。记忆中，为了给大伯减轻负担，伯母的二儿子还曾到我们乡下上了几年学。
伯母的娘我也跟着叫“姥姥”的老太太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她一直住在家里，帮助伯母给大伯挑剔找碴，说大伯脾气粗鲁，那些年大伯跟伯母没少打架吵架。
大伯的酒瘾更大了。大概每天都可以喝一斤白酒。
有一年春节我跟妹妹带着礼品来大伯家走亲戚，“姥姥”老远看到我们，撇着嘴对伯母说：就这乡下人才没意思哩，拿两包干果盒（有朋友可能知道，就是两个很小的长方纸盒子，一个装着大薄脆，一个装着饼干），不值个三核桃俩枣的，还得在这吃顿饭，够不够饭钱啊！
我和妹妹涨红了脸，不知道该进该退。可是又怕完不成任务回家挨打，勉强把两包“干果盒”放在她家条几上，一起去不远处的大姑姑家混了口中饭。连着几年，父亲再派我们去大伯家，妹妹我们两个都断然拒绝了。
两年后，伯母生了我大的堂妹，之后又生了一个堂弟，一个堂妹。大伯总算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去了奶奶的一块心病。
南城门这里还是有些偏僻，我下了陡坡，往右一拐，就到了大伯家的巷道，往前走了百十步，见大伯家的老宅上，一座搭着脚手架的二层楼矗立着，却不见家里人。
我赶紧拨通大伯的电话，询问他们现在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