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当我好骗吗？》

1、人类不是容易被骗的,而是进化出了一套精密的"开放式警觉机制"。

2、人类认知不是简单的开放或警惕，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3、认知水平高的人不仅警惕，更是最开放的人。

《你当我好骗吗？》是一本认知密度很高的学术著作，近两年在学术界激起不小反响，称得上一枚“认知炸弹”。

有种说法：人是很容易被骗的。尤其是人进入群体之后，我们不理性，情绪化，我们不是“人群”，而是成了“羊群”。

这个观点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几乎成了共识，不管是在学界，还是普通人中。比如，那本著名的书，《乌合之众》，告诉我们，一旦个体变成群体，就会像一头头脑简单的野兽，没法正常思考，很容易被煽动；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那本《思考，快与慢》，也是在告诉我们：人类的思维充满各种非理性的偏误。还有《大众愚昧史》《非理性繁荣》《大癫狂》，等等。这些有名的书塑造了我们对人性的基本认知：人们易受骗，情绪会传染，谣言易传播，广告能洗脑……这些观点似乎已经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相。

但现在，《你当我好骗吗？》里面，梅西耶系统地驳斥了“人类易受骗”这个已经深入人心的说法。他通过大量实验数据和调查研究，给人们来了个认知大反转。

比如他首先提出了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人真的那么容易被忽悠，那在几十万年的进化过程中，这种“容易上当”的特质怎么可能保留下来？要知道，一个老是被骗的物种，早就该被淘汰了。

也许，对人类认知系统的理解出了问题。也许，所谓的“容易被操纵的人脑”，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理性得多。

梅西耶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的大脑里，都装着一套精密的“开放式警觉机制”。这套机制就像一个智能过滤器，让我们能在接受新信息的同时，保持必要的警惕。正是这种能力，帮助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存活了下来。理解这套机制，能帮你看清，你的大脑是如何在开放与警觉之间寻找平衡的，你的认知系统是如何在进化中形成自我保护的，而你的思维方式又是如何在直觉和策略之间游走的。

那些关于“人容易受骗”的传统观点是如何经不起推敲的，人类真实的认知机制又是如何运作的。这不仅是一次重新认识你自己的旅程，更是一场提升认知维度的思辨练习。

我们真的没那么好骗

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著名传闻说起。当时有人声称，在播放的电影中快速闪过一些信息，比如"喝可乐"，即使观众注意不到，但潜意识会受到影响，就会乖乖去买可乐。这个说法一出来，可把大家吓坏了。后来又有人说，睡觉时播放正能量的语录，潜意识也会被改变，醒来就能变得更自信。

这些说法为什么会把人们吓到？因为它暗示我们的大脑有个可怕的漏洞：只要我们没在认真思考，或者意识到不了，就会被轻易操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被洗脑？

但是后来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这类现象纯属虚构。后来很多次严谨的实验都证明，那些所谓潜意识刺激，对我们的行为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睡觉时放励志语录，不会神奇地提升我们的自信心；电影里闪过"喝可乐"，并不会让我们更想喝可乐。除非你本来就渴了，否则任何潜意识暗示都不会让你想喝水。

著名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关于“系统1”和“系统2”的观点。系统1是直觉系统，反应快，系统2是理性系统，但反应慢、爱偷懒。卡尼曼说过：“系统1使人易受骗，偏向于相信他人；系统2则负责质疑、不信任，但系统2有时很忙，经常很懒。如果系统2正在忙，我们几乎会相信任何事情。”

这个理论对吗？哈佛大学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研究者让人看一些陈述，告诉他们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然后在其中一些人思考时故意打断，也就是去干扰他们的系统2。结果发现，这些被干扰的人确实更容易相信研究者说的话。

这样看起来，系统1好像真的很好骗啊。

但是等等，这个实验有个关键细节：他们的陈述用的都是人们不熟悉的内容，比如先跟你说，格鲁吉亚语中的肥皂是xxx，告诉你这是对的。对于这些人们不熟悉的内容，干扰他们的系统2确实会让他们更容易相信这是对的。但是更新的研究发现，如果换成人们熟悉的内容，比如先说“肥皂可以吃”，然后告诉你这是对的。那你用系统1的直觉就能立刻判断这是错的。而且这个时候，越去干扰你的系统2，你越能快速判断出这是错的。相反地，如果给你时间好好思考，你的系统2反而可能去想，在哪些情况下肥皂可以吃，想出一些可能性，然后同意别人的判断，说这是对的，

所以梅西耶认为，事实上，系统1并不是一个容易上当的“傻”系统，相反，它会本能地拒绝任何跟我们已有认知不符的信息。而相比之下，系统2的作用反而是帮我们接受一些违反直觉的新知识，这有的时候还会让我们陷入圈套。

所以，如果一个人系统2不发达，他不是会更容易受骗，而是会更固执己见。除非你的骗局恰好是他本来就相信的东西，否则他一眼都不会多看。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在生活中也能观察到，有些明显是骗局的诈骗短信、电话，还总是有人在上当啊。这难道不就说明人很容易被骗吗？

一种尼日利亚王子诈骗邮件。几年前作者和朋友的邮箱总能收到邮件说：我是尼日利亚王子，有一大笔钱需要转移，只要你先付一点手续费，就能分到一大笔钱。

这类似听过的那类短信："我是吴彦祖，我在山里拍戏跟剧组失联了，借我500明天还你5000。"或者"你的医保卡异常，请立即处理""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

这么明显的骗局，怎么还会有人上当？这不正是说明人们很好骗吗？但计算机科学家赫尔利发现了一个事实：正是因为这些骗局太离谱了，才证明大多数人其实并不好骗。

因为对骗子来说，发邮件、短信成本很低，但跟潜在受害者聊天却很费时间。如果一个骗子每天要跟100个人聊天，但最后只有1个人上当，那太不划算了。所以，骗子们才会故意把骗局设计得特别离谱：这是在筛选目标，他们要找到那极少数特别容易上当的人。

所以，骗局离谱，反而说明绝大多数人不容易被骗。就像冰山一样，浮在水面上的是少数得手的案例，水面下是大量失败的诈骗。

驳斥“愚众论”

作为个体，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受骗。那么群体呢？我们是否真的是“乌合之众”，是容易被煽动的羊群？

梅西耶的研究表明，用宣传、煽动来欺骗人群，其实是很难的。那为什么有时候人们会像羊群一样，集体不理性，集体情绪化？真正的原因，不是人们真的被蒙骗了，而是他们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这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这是梅西耶的基本论断。

可是，在当下，我们淹没在大量的广告、宣传、新闻、社交媒体帖子里，它们努力想告诉我们要喝什么、吃什么、买什么、感觉什么、思考什么。很难想象，这么大规模的努力不会对人们产生相应的大规模影响。

其实，这些努力还真没我们想的那么有用。来逐个分析一下：

先说政治宣传。在美国，很多人认为政客能操控民意，轻易就能煽动群众。但梅西耶研究了一些新的历史著作后发现，其实民意很难操纵。因为在所有议题上，总有一些选民会认真思考、独立判断。他们不会轻易被政客左右。这些有见识的公民就像舆论中的"信号灯"，能引导舆论的方向。尤其在网络时代，这些信号灯的作用越发明显。

甚至，政治学中有一个“恒温模型”，说的是，当政客在某个方向走得太远时，那些关心时事的选民反而会往反方向走一些，把他拉回来一点。比如有个很典型的例子：特朗普一直主张严格控制移民，但是，在2015年到2018年，他所在的共和党支持者对"减少合法移民"这个主张的支持度反而降低了。这就是"恒温模型"的一个体现。这也是民意难操控的原因之一——用力过猛，反而有反效果。

那么，那些赢得了多数人支持的政客，是怎么做到的？梅西耶的研究结论是，历史上那些看似成功地“操纵”了民意、赢得选举的政客，其实根本不是因为"引导"了民意，只是"代表"了民意。说白了就是，能赢得更多支持，只是因为他们说出了更多人想说的话。那些宣传能做的，最多就是强化人们已有的一些想法，而不是灌输新想法。

广告也是类似的道理。梅西耶说，广告其实只有两个作用：让不认识你的人认识你，让认识你的人对你印象更好。但研究发现，第二个作用几乎不存在。广告想要成功，只能“乘势”“，很难“造势”；只能“顺势”，不能“逆势”。比如放在当今在社交媒体场景中，就是说，一个广告、一个宣传帖子突然“爆了”，根本的原因是它觉察、顺应了某种已经破土而出的需求，而不是创造了这种需求，或者改变了什么需求。

为什么有人爱传谣言？是真的相信它们吗？这里面其实别有门道。

首先，得区分两种"相信"：一种叫“直觉式相信”，就是“真信”，比如你相信鸡蛋在沸水里煮一会儿就能熟；另一种叫“反射式相信”，就是"姑且信"，就像一个人给你转发"小心你身边的这三类人"，其实他可能也没特别当真，就是“宁可信其有”而已。谣言的传播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

并且，传谣言很多时候其实是一种社交策略。想想看，当你把一个"独家消息"告诉朋友时会发生什么：首先，你显得消息灵通；并且，你和朋友之间还会因为共同"知情"而拉近关系；然后，你的朋友可能会把这个消息再告诉别人，这又拉进了一次关系。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传谣言，不是因为真的相信，而是为了赚社交分。谣言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尤其是那些“圈子内”的谣言。

还有的时候，人们声称自己相信某个荒谬的谣言，其实是为了找一个组织归属。比如书里举了一个"地平协会"的例子。这是个相信"地球是平的"的组织，近年来会员越来越多。这些人发明了各种奇怪的理论来证明地球是平的。但其实，组织里很多人并不信这套说法的。更搞笑的是，连他们官方协会的推特都说"我们在全‘球’都有会员"（而不是“在‘全平面’上都有会员”）。

那他们为什么要加入这个组织，发表一些荒谬言论呢？因为这能体现他们的与众不同：看，我们敢于质疑主流，我们有独立思考的勇气。而想加入这个圈子的新人，也得通过发表一些"大胆言论"来证明自己是"自己人"。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加入某个团体后说话做事风格大变，也不要就觉得他是被洗脑了、同化了。很可能，这正是他在释放信号换取群体认同。这不是愚蠢，而是一种社交策略。这不是被骗，而是在玩一场社交游戏。

最后说说群体情绪。一个常见说法是，情绪会传染。一个人笑了，其他人也会跟着笑；一个人恐慌了，其他人也会跟着恐慌。其实，研究证明，我们对别人的情绪反应是很有选择性的。你会被亲朋好友的情绪影响，但陌生人疯不疯跟你没关系。如果群体真的那么容易被情绪感染，一个人疯狂，其他人就会都跟着疯狂，这样的群体怎么可能在进化中存活下来？

那么，资本市场上的“羊群现象”又怎么解释？梅西耶提醒我们，一些看似情绪化的行为，其实是在进行理性计算。拿股市来说，很多时候，表面上看是群体情绪在作怪，涨了，大家都抢着买；跌了，大家又抢着卖，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进行理性计算：“他们都在买，是不是掌握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信息？”“现在不买，会不会错过机会？”或者“我知道这波涨幅只是情绪泡沫，但我还是得跟泡沫共舞一下再撤出来。”

就像历史上著名的郁金香泡沫：当时的荷兰人也不是真的相信一株郁金香值那么多钱，他们是在想："只要还有人接盘，我就能赚钱。"这恰恰也很符合凯恩斯那个经典的比喻：金融市场就像一个选美比赛，关键不是选你觉得最美的，而是要选大家认为最美的那个。也就是说，重点在于，你要猜大多数人的共识是什么。

所以，很多时候，看起来是从众的情绪驱动，实际上更可能是在权衡利弊。有时候，即便知道其他人的行为不够理性，人们也会选择跟随——不是因为被骗了，而是觉得这样做风险最小。

所以总之，虽然表面上看，我们好像很容易被各种力量影响。但实际上，人们的决策过程，要么是在理性计算，要么是在策略性选择，要么是在进行社交。真正的“盲从”“上当”，其实少之又少。

人类的理性防线："开放式警觉机制"

那么，人类是怎么做到既能接收新信息，又避免自己被骗的呢？

这得从人类的进化说起。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这么复杂的发声和听觉系统？因为沟通对我们太重要了。从30万年前到现在，我们需要沟通来共同狩猎、养育后代、传承知识。但是，越善于沟通，就越可能被人误导和操纵。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进化压力：既要吸收新信息，又要防止上当。

很多学者把这个过程比作“军备竞赛”：就像病毒和杀毒软件的较量，骗子变得越来越狡猾，人们就会进化出越来越强的防御机制。但梅西耶说，这个比喻其实不太准确。为什么？因为好像只要让人迷糊、分心，降低他们的“防御能力”，就能轻易地骗到他们。

如果相信这种“军备竞赛”比喻，那么研究欺骗的重点往往就会在骗子（“信息输出方”）那边，研究他们到底用了什么高明的手段，是怎么卸掉人们的防御的。这也是过往大多研究重点关注的。但梅西耶认为，更重要的，应该是要从另一边，“信息接收方”的角度来思考：为什么同样的骗术，对个别人管用，对其他人就不管用？是什么在驱动着我们对接收到的各种外部信息进行权衡与计算？

实际上，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发展出了一套精妙的认知机制，梅西耶把它叫做“开放式警觉机制”。这套机制让我们在沟通中，既能保持开放，又能保持警觉，这才是人类在漫长进化中存活下来的真正原因。这就像我们的免疫系统，它不是简单地抵抗一切外来物质，而是能够分辨什么该接受，什么该排斥。

"警觉"：我们保持警觉的三个基本认知机制

对于这个开放式警觉机制来说，最根本的特征是警觉。这是在我们的认知系统中根深蒂固的特征，它决定了我们会相信什么，相信谁。这种警觉体现在三个基本的认知机制中：

第一个认知机制是，我们如何评估新信息。在这个认知机制中，我们的警觉会让我们呈现出这样一些明显的特征：

首先是，我们会相信逻辑推理。我先跟你说一个谜题，你来尝试解答：“小红和小丽同年同月同日被同一对父母生下，但她们不是双胞胎，这是为什么？”你可以暂停下来想想。

如果你一时想不到答案，也没关系。现在，假如有人告诉你：“这是因为她们是三胞胎中的两个。”那么，即使你对这个人本身并不了解，没有任何信任基础，你也很可能会立刻接受这个答案。为什么？因为这个解释在逻辑上完全说得通。

但不是所有信息我们都靠逻辑推理来判断，当涉及到我们已有强烈认知的领域时，我们就会直接调用已有的认知来评估新信息。比如前面说的，有人说“肥皂可以吃”，你的直觉就会立即拒绝这个说法。但如果，新信息能增强我们已有认知体系的连贯性，也就是跟我们对事物一些特征的认识是相符的，比如说“肥皂能润滑拉链”，那么，即便没给我们看任何外部实际证据，我们也更容易接受。

另外，在两个人讨论中，如果新信息与我们的已有认知发生冲突，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通常会向对方的意见偏移大约三分之一——即使你嘴上不承认。比如，假设你觉得尼罗河大概有7000公里长，而别人说是5000公里。这时你很可能会在心里把自己的估计调整到6300公里左右。这种思维习惯并不是盲从，而是一种在新旧信息之间的理性平衡，我们潜意识里觉得这样正确概率最大。

当然，如果有充分的论证支持，我们也可能完全改变自己的想法。就像数学史上著名的例子：当戈德尔用严密的逻辑证明了'不可能为所有数学问题找到一套完整且一致的定理'时，即便这推翻了当时最伟大数学家们毕生的追求，他们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结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利益层面：我们会权衡接受这个新信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这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很多时候人们看似“轻信”某个说法，其实并不是真的相信，而是觉得信了对自己更有利。比如我们前面举的那些例子，有些传言，很多人并不是真信，只是宁可信其有——万一是真的呢？再转发提醒别人一下，不仅能显示自己消息灵通，还能拉近关系，何乐而不为呢？再比如政治选举时，选民支持某个候选人，往往不是真的相信他能实现所有竞选承诺，而是觉得“即便他做不到全部，支持他也比支持其他人对我更有利”。这就是为什么梅西耶说，要理解人们为什么“相信”某件事，与其研究他们是否真的相信，不如看看相信这件事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

第二个认知机制：我们怎么判断该听谁的？

朋友说最近新开的一个餐厅不错，要不要去试试？同事推荐了一个副业，要不要跟着做做？有两个人给我提出了不同的建议，我该听谁的？

其实我们的大脑在做这类判断时，会冒出这么三个警觉问题：

第一个警觉问题是：这人的消息来源靠谱吗？比如你很久没见同事莉莉了，突然听说她怀孕了。如果是刚见过莉莉的小李告诉你的，你肯定比较信；如果是小李说他听隔壁组的人说的，那你可能心里就要多打个问号了。这种“谁的消息更靠谱”的判断能力，我们从小就有。我们最愿意相信的是那些接触到第一手信息来源、亲眼所见的人。

第二个警觉问题是：这人真懂吗？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挺有门道。我们从一个有趣的研究说起：在非洲有个靠打猎生存的部落，研究者让部落成员评价“谁是最厉害的猎手”。结果发现，大家的评价和实际记录的狩猎成功率完全对应上了。要知道，打猎的随机性很强，今天能打到猎物，不代表明天也行。但部落成员通过长期观察，却能准确识别出谁才是真正的高手。

现代社会也一样。大家其实都大概知道朋友圈里谁擅长什么领域，遇到相关话题自然会去请教他们。但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判断“这人懂不懂”时，会下意识考虑很多因素：

比如，表现稳定性。比如你找朋友修电脑，他修好了。如果就这么一次，我们还不会觉得他真懂。我们会觉得，他可能是蒙对了，或者是照着网上教程操作。而如果他经常能解决各种电脑问题，那才能被我们判定为真懂。

再比如，问题深度。我们会相信，真正的专业人士能解释背后的原理，而不是简单地说"你照我说的做就行"。

除了“这人真懂吗”以外，还有一个警觉问题是：大家都这么说，靠谱吗？

一个事实是，我们确实会更愿意相信多数人的判断。但这并不代表盲从。实际上，我们的大脑对"多数人意见"的反应是很微妙的。

比如，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当你在挑餐厅，看到一堆人排队，你可能很容易就会想：“这么多人排队，应该不错”。但如果看到一个广告说“65%的人都在用这个产品”或者“全区热度前三的火锅店”，你却不会有很强触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脑更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多数人判断，对那些抽象的数字却不太感冒。

再有，我们还会看重意见的独立性。比如，有三个朋友最近都去了一家餐厅吃饭，你也跃跃欲试。但要是你发现这三个人都是因为第四个朋友推荐才去的，那就等于只有一个人的推荐，那你尝试的热情可能就会下降。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反感“网红店”，其实潜意识里就是觉得大家对于网红店判断的独立性不够，主要是跟风凑热闹。

另外，其实我们对“多数人判断”的相信，是打不过我们之前说的对于专业度的相信的。对我们来说，一大堆外行的意见，也比不上一个内行的判断给我们的大脑撼动更大。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两个认知机制了：怎么评估新信息，怎么判断该听谁的。下面来说第三个：怎么分辨谁在说真话？

在这个认知机制里，警觉是这样发挥作用的：

首先最根本的是看利益动机。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和同事一起做项目，大家都希望项目成功，这时候他给你的建议，你基本都会相信，因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如果是利益不一致的人给你提的建议，你就会提防。

这说起来简单，但如果一个人警觉程度不够，他很可能就不能充分地意识到，几乎每个人在给别人提建议的时候，其实深层次里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这也是为什么，芒格也曾经在股东会上特别提醒股东们说，你在听到所有其他人的建议、推销、劝说的时候，都要想到他潜在的利益是什么，他凭什么为了你好。他还讲了一句生动的话：你自己用不用理发，别去问理发师。

除了利益动机以外，我们还会看声誉成本。比如，为什么我们更相信大品牌？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大品牌的人善良诚实，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造假的代价大。一个小作坊跑路了能马上换个地方重新开，但对大品牌来说，一次诚信危机就能让多年的声誉毁于一旦。

这个声誉成本原理还能帮我们理解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为什么一些人会毫不掩饰地公开“拍马屁”“表忠心”。旁观者会觉得，这也太低级，太露骨了吧？他真觉得这样做领导会信吗？事实上，对他来说，领导信不信他的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在向领导发出一个信号：“我都当众说得这么过分了，要是以后背叛您，那我的脸往哪搁？”这就是用公开表态来抵押自己的声誉，把背叛的声誉成本提得足够高，这样才能攻克领导大脑中的警觉。

我们对别人的信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当我们在评估新的信息，判断该听谁的，辨别要相信什么的时候，我们的警觉无处不在，而且很多都是在大脑中根深蒂固的天性。

可是即便如此，我们有时候还是会信错了人，信错了事啊。这是不是说明我们警觉得还不够？要是我干脆谁都不信呢？不就万无一失了吗？

认知水平最高的人，不仅仅是最警觉的人，往往也是最开放的人。

为什么？因为开放，同样是一种理性选择。

选择相信和不相信，收益是不对称的。如果你选择相信某个人，即使他最后背叛了你，你至少学到了“这个人不可靠”这个重要信息。但如果你从一开始就选择不信任任何人，你就永远无法知道谁是可以信任的。

所以，信任就像一种技能一样，也需要通过实践来提高。研究发现，那些最开放的人，也最善于判断该信任谁；相反，最不愿信任他人的人，反而最容易被骗。

这就是为什么真正聪明的人会选择“先相信，后验证”的策略。比如巴菲特和芒格就经常说，在商业合作中要先假设对方是可信的。如果被骗，以后别跟这个人打交道就是了。但如果因为害怕被骗就谁都不信，那才是真正的损失。

可惜，人们总是更容易注意到“不该信任却信任了”的错误，而很少意识到“该信任却没信任”的遗憾。这也没办法。比如相亲，有些时候，我们相信了朋友的介绍，却遇到了糟糕的约会，这我们会记很久，但是，那些因为不听朋友建议而错过的好姻缘，我们却没法知道。

可研究表明，事实上，人类犯的遗漏错误远远多于委托错误，意思就是，我们该信任却没信任时犯的错误，远多于不该信任时却信任犯的错误。我们对别人的信任不是过多，而是过少。

其实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特别容易轻信的人，因为这样的物种早就被自然选择给淘汰了。经过几十万年的进化，人类社会中稳定存在的只有两类人：一种是既开放又警觉的人，他们善于在保持警惕的同时抓住机会；另一种是过分保守、什么都听不进去的人，他们通过拒绝一切风险来求得生存。

这两种人的区别，本质上反映的其实是认知系统的水平差异。就像我们的免疫系统，最好的状态不是对一切外来物质都产生排斥，而是能够分辨什么该接受，什么该拒绝。认知系统也是如此，越是发达的认知系统，越是同时具备更高的开放和警觉水平。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真正要修炼的智慧不是如何防止被骗，而是如何在保持警觉的同时去勇敢探索信任的可能。在当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信息传播前所未有地迅速。这不是我们变得更容易被骗的时代，恰恰是我们的认知智慧大放异彩的时代。

经历了漫长进化的人类，早已在大脑中植入了“开放式警觉”的能力。只是大多数人还在无意识地运用这种能力，而懂得有意识地开发和提升它的人还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