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毛泽东46岁。

1939年12月13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艾思奇关于准备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报告内容的介绍。艾思奇在介绍中说：

新文化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特殊地说是三民主义的文化，还有无产阶级彻底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

毛泽东发言指出：

我认为不提三民主义文化为好，因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民主主义。

民主主义有两派，一派是彻底的民主主义，一派是不彻底的民主主义。以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好，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

边区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民主主义的，应该宣传当前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又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因此，学校也不能只教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而忽视当前实际任务。

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

此时，毛泽东正在酝酿新民主主义思想，主持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章。开始考虑逐步放弃“三民主义”的口号，而以全新的口号为号召，作为党的旗帜。因而艾思奇提出“三民主义的文化”时，毛泽东给予否定。

“那个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艾思奇（1910年－1966年3月22日），云南腾冲人，原名李生萱，蒙古族，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曾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艾思奇”的名字是从英文“SH”（其英文转写Sheng Hsuen）得到灵感，并成为自己的笔名。据李氏家谱记载，其先祖名叫里黑斯波。里黑斯波是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时的一名将领，奉命驻守腾冲，艾思奇是第18代后裔。

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艾思奇还是一个20多岁青年学者时，即因撰著《大众哲学》一书而成为著名哲学家，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致信正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要求他们为红军购置50本《大众哲学》，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毛泽东还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推荐《大众哲学》，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

有一次，毛主席看望闻天，便带了一本《大众哲学》，毛主席对他说：“这是一本青年人写的哲学书，是通俗的书，写得很好，你可以看看。”闻天感觉到这本书好就好在它写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写了群众中存在的问题，也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能够使人从马列主义思维方法看问题，分析问题。”

当艾思奇从上海来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高兴地向身边的同志们说：“噢，那个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著作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艾思奇文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由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哲学教科书。

艾思奇的左膀右臂：韩树英和肖前

艾思奇先生有两个著名的学生兼助手：韩树英和肖前。

韩树英和肖前作为艾思奇的左膀右臂，是艾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实际执笔人。

韩树英先生：

韩树英，奉天（今辽宁）大连人。1922年生于大连，早年留学日本。1944年在晋豫中学任教。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大连市文教局局长。

1950年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曾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教育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主编《通俗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他在中央党校主持马哲时期，旗下出了不少官员兼学者。

肖（萧）前先生：

肖前（1924年7月-2007年8月23日），湖北省沙市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新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开创人。肖前1944年就读于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6年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学习，后合并入华北大学。1947年留校工作，曾任艾思奇的行政和学术秘书。

自1950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特邀成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名誉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也作为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成为全国马哲界的一代掌门人和哲学体系改革的发起者。他的门下出了很多实力学者。

韩树英、肖前二位，再加上社科院的赵凤歧先生，代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系统，共同担纲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执行会长，组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哲学科建设，其历史地位和贡献，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