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了二年级，我和小伙伴们就离开罗圩小学，集体转到了总校——新河小学。新河学校比罗圩小学大了许多，共有七百多名学生。学校建在一座土山上，校舍白墙黑瓦，横一排竖一排的错落着，简朴、素净，好看。
我们被打散，分在不同的三年级班。因为成绩不错，曾经来这里领过不少奖状，故而被分在三年级一班。接下来的学业，要去新河小学里完成了！虽然有些恋恋不舍，但心里终究还是很向往新生活。不知道在那里，自己会有怎样的境遇。因为一切未知，所以让人好奇。
三年一班的教室，在土山上的土堆上、那一排校舍的最右边。这栋校舍的前面，就是操场，可以俯瞰七百多学生，一起做早操——那可是个大场面。有孩子的地方，总是热热闹闹、充满生机的。
总校学生多，校舍多，老师也多，且几乎都是男老师。这里上下课是电铃声，声音很大，连续不断，时间很长，迥然有别于罗圩小学——那只有三个班的分校。在分校，上课下课都是老师手摇一个生了锈的铁铃铛，它好像很重，男老师摇一会儿就放下了。所以铃声断断续续不说，还特别的短促。不过不论长短，下课铃总比上课铃，更讨孩子们的喜欢。
因为熟悉的小伙伴在别的班，三年一班里认识的熟人，寥寥可数。有多少机会结识新朋友，就有多少孤单和寂寞。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并不好受，这是我当时没有预料到的。
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成了谢老师。谢老师是个有些秃顶的老头。他的课45分钟都是平调，听不出丁点儿起伏。所以，他的语文课根本没人听，乖孩子如我也不想听，因为不如跟大家讲话有趣。
谢老师总想让自己的声音，盖过孩子们聊天的声音。可水涨船高，讲台底下聊天的声音，因此变本加厉。可怜的老头儿忍无可忍，愤怒的把语文书和备课笔记举起来，一齐砸向讲台——一张跟孩子们一样的木课桌而已。“咚”的一声巨响，孩子们被唬住了，怕一会儿，静个片刻。而每到此时，谢老师的脸上立刻呈现出近乎讨好的感激，和颜悦色的继续开始讲课，仿佛刚才课本和笔记，是别人怒砸在讲台上的。
好景总是不长，很快课堂又成了养蜂场。
冬天的时候，课堂纪律会招惹得谢老师脱下棉袄大发火，满是皱纹的脸烙铁般红，额头上渗着汗珠，老花镜后面的眼睛，因为怒视而显得格外的大，满是血丝，一副要跟孩子们拼了的样子。巡班的校长看不下去，猛推门进来呵斥一声，帮助谢老师维持一下课堂纪律。谢老师立在一旁，任由校长训斥大家，自己挂着一脸的无辜。校长一走，桥是桥，路是路，孩子们还是照聊不误。
听说谢老师的老婆孩子都在很远的地方，我想他应该很想她们，所以他才会那么喜欢抱女生。谢老师还很喜欢把女孩子托举起来：一只大手撑着女孩子的胸，另一只大手撑着女孩们的阴部。在托举女生的过程中，他那只放在女生阴部的手，会刻意的摸捏一下，貌似可以借此感知或者重温什么。
别看才三年级，大家无师自通，学会了心照不宣，各人的经历各人承受。至少我的眼睛或者耳朵里，从来不见、不听女生们就此交流过。
在新河学校只待了一年。三年级读完，因为水泥厂的赞助，让新河学校不满意，不接收大家在此继续读书，我们只好转学，去了另一所叫春谷的小学读四年级。上学放学走的是一个宽大的江埂，一边是农田，一边是又细又长的新河。雨季水量充沛，新河水哗哗的，唱着歌的汇入长江；旱季新河干涸，可以从裸露的河床底，坑坑洼洼的走回家。孩子们当然爱走大埂：谁愿放着平坦大道不走，反倒去走满是大石头的河床呢！
而只走大埂，是必定要经过新河学校的。
想念学生的谢老头，在晚霞中，立在孩子们放学必经的路口。远远的看到女孩子们走来，他张开了双臂迎了上来。女生们见状，什么都没说，只三三两两笑着绕着，远远的就分头从田埂下跑开了。
这样的“迎接”，又发生过几次。大家见了，依旧还是能躲的躲，能绕的绕。
最后一次被谢老头堵在这个路口，女生们只顾热火朝天的聊，等抬头发现时，为时已晚。转身要跑的时候，面颊通红、满口酒气的谢老头，弯腰像老鹰捉小鸡似的要拦。四年级的小女生，已经有点儿力气了，谢老头拦了这个跑了那个。拉扯挣脱中，好几个女生的棉袄扣子，不知觉离开了扣眼。眼看着孩子们从手边都跑光了，谢老头踉跄的立在大埂上，喘着粗气怒目而视的问：看到我，你们跑什么啊？老师想你们了，不好吗？！
逃脱的女生，心扑通扑通乱跳，后背心热乎乎的渗出汗珠。急促而粗糙的呼吸声中，转头望望远处的大埂：春寒料峭里，谢老头佝偻瘦削、孤独苍老，无奈并气馁的在那里打转，一筹莫展的样子。一丁点儿同情刚冒头，就被深刻的厌恶汹涌盖过，堙没。
五年级的时候，厂里给职工子弟谈妥了江边矿厂小学，于是大家又转学了。江边矿厂小学只有一排房子，刚好五间教室，一到五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校舍是灰砖黑瓦，红色的木质屋檐，天蓝色的门窗。好漂亮的新学校啊！
也就在这里读书的时候，传来了谢老头的死讯。因为长期醉酒，他死在51岁那个当口。原来他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一辈子鳏寡独居，在那个黄土堆上的小学校里，教书混饭吃。
曾经被“迎接”的女生们，大约都放心了。有机会再走那条大埂，不必再害怕了。
四年级时的班主任姓赵，年轻人，肤白，眼睛上有个疤，教数学，孩子们背后叫他吊疤眼。听这外号，就知道大家对他没多少好感可言。他给每个学生都规定了分数线，差几分，那就是棍子打头的数量。
在学习这个行当里，从不缺少我这样的跛行者。吊疤眼给我规定的分数线是96分，我赌气的跟女生们说：哼，我非考个69分不可！一语成谶，真考了69。1分一棍子，差了那么多，岂不是要打死我？想到这里，不由得感觉脑袋上，长出一头的疙瘩包。
讲台上铺着达标与未达标两摞试卷，吊疤眼哗哗的翻着，点着名让没有达标的同学一个个站到黑板前。棍子，是一根用得很熟、颜色已经泛黄的竹子，四截长的样子。赵老师只消稍稍抬抬手，不用太费力，竹子的另一头就可以落在学生的脑袋上。我站得比较靠后，目睹前面的同学，脑袋逐一都被打过了。每一次竹棍落在头盖骨上的声音，都让人一激灵。就这么捱着，想快打完了自己，回座位上去。终于，那根黄色的竹棍子落在了我的头上，闷闷的一声“咚”，若不是有点疼，那声音听上去像是打在了一个破了面儿的鼓皮上。虽然不是剧痛难忍，可我还是留下了眼泪。
心情好，不那么讲究分数的时候，吊疤眼也是个喜欢抱女生的人。他跟谢老头直接用手托住女孩的胸部和阴部不一样，他喜欢坐在黑板前的板凳上，从背后把女生抱在腿上。因为被抱坐得很深，女生的两条腿不得不打开得很大；也因为被抱坐得很深，女生的后背贴着他的胸膛 ；而这时，女生能感觉到他身上有个硬物，顶着自己的小屁股。
写到这里，我已经非常非常的恶心了。
没有一个女生站出来指认老师的所作所为，也没有一个女生告诉父母寻求帮助。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我不跟任何男人握手。这个习惯从小到大，从年轻到年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