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怀念98的夏天，还是怀念98年夏天的人？ 我无法回答。可我却无比清晰地记得那个夏天太阳比往年都要烈。
在做毕业设计的间隙，我们已经尝试着找一些推销的工作。在赣州湿热的天气里，冒着三十五六度的高温，骑着单车满大街转悠，和大项一起，给宝洁公司最新上市的女性用品—-舒蕾牌卫生巾做到店销售。是的，你没看错，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推销卫生巾。我至今仍不能忘记两个刚出校门的小伙子，向便利店老板娘们详细介绍产品，反复比较舒蕾牌卫生巾比其他品牌设计更符合人体工程学，更具透气性、吸附性的情形。
下午四点多钟，在八镜公园边上的一家小超市，我和大项不厌其烦地和老板娘解释舒蕾卫生巾虽然比月兔卫生巾贵一些，但是因为吸水量更大，所以单日使用成本更低。但是还是败给老板娘一句：“你知道我一天用多少片？”带着挫败感的我们，来到公园门口的树荫下，感叹自己知识面的狭窄。推销“三笑”牙刷的廖伟平风一样地来了。这个从事“进口”商品贸易和我们这两个从事“出口”商品贸易的职场新人，全身湿透，一人拿着一瓶“润田”牌矿泉水狂干。
不远处一群人围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什么。李进华虽然个子很小，但是我们还是看见了他。廖伟平讲那是“安丽”公司在开例会，听说“安丽”的直销人员工资一个月可达到令人惊叹的三千元以上。李进华显然也看见了我们，快步流星走过来。他从旁边卖饮料的小摊上阔气地买了四瓶“旭日升”冰茶，大方地递给我们。冰镇的“旭日升”滋滋地冒着冷气，一口饮下，通体透凉。李进华和我们闲扯几句，不时拿出别在腰间数字传呼机看时间。我听说做“安利”的人都会拉上亲戚朋友同学们一起干，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邀请我们加入。
我们溜进公园里，来到宋代城墙上，望着三江合流处奔腾激荡的江水。也许是太阳西落，也许是“旭日升”冰力十足，江风拂面而来，吹散了暑气，整个人都清爽起来。
我这第一份工作显然不是那么有前途，所以在了结第一个月工资后，我们不再去研究夜用型、日用型及流量的问题了。我又很快找了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在电器维修店打下手。老板老宗是无线电厂的工人，我在实习的时候认识的。他一边在厂里上班，一边开了个修理部，正好需要人手。他在上班的时候，放心地将铺子交给我。
学校是如此善解人意，组织了三年中最后一次集体活动——井冈山两日游。同学们格外珍惜这相处的最后时光，一路上欢歌笑语。在回学校的晚上，还自发组织了舞会，把电子专业三个班一百四五十号人，聚在一起，明目张胆地搂搂抱抱。
我拿着一瓶“百宁”汽水来到操场上，骑上双杠，悠闲地享用。俞笑很快就找到我，她一个飞身跃上双杠，和我肩并肩坐在一起，两只脚自在地晃荡着。
我与俞笑的友情，从一瓶汽水开始。刚刚开学的时候，打完球，我从口袋里扣出五毛钱去小店买汽水，哪知五毛的汽水卖完了，只有一块的“百宁”。当我尴尬地准备离开的时候，俞笑从背后拍拍我的肩膀，大声说：说“小子，姐们请你喝。”说完豪气地打开两瓶“百宁”，递了一瓶到我面前。我虽然很不好意思，但也不是扭扭捏捏的人，我大方接过汽水，故作豪气地和她碰了一下瓶子，畅饮起来。喝玻璃瓶汽水，是要还瓶的，所以我们倚着冰柜，边喝边说话。俞笑爱运动，刚刚也在打篮球。她对我说：“我刚刚留意了一下，你突破投篮都不错，但是对抗不行。人家还没碰到你就躲，好像怕人家给你碰骨折了一样。你这样打比赛可不行。”我其实知道自己的缺点，让一个女生一说，可真是惭愧至极。我不敢否认，只得点头认可。俞笑看我红着脸，放肆地笑了起来：“干脆下次你来我们女队打，姐保证没人能伤着你。”
虽然我并没有真的加入南方工业学校女子篮球队，但是从这一刻起，已经和俞笑成了好朋友。
俞笑双脚勾着双杠，做了几个仰卧起身的动作后坐好。她打量着我，坏坏地笑着：“听说最近不卖卫生巾了？是不是理论知识不足以说服那些老娘们？”
我尴尬地笑了笑，如果月光够亮，她必定看到我脸红到了脖子根。我不好意思地辩解：“权宜之计，权宜之计。哥们现在从事专业对口的家用电器维修服务，俞小姐有电脑、 CD机坏了，可以找我。”
俞笑不耻地说：“就你那二把刀！修修电风扇还差不多，电视机还只能修黑白的。”
“姐们做完毕业设计就回广东了，你要是找不到工作，就去找我，上咱家厂里当个线长。”
说完不等我回答，便敏捷地跳下双杠，扬一扬手，潇洒地走了。
盛夏的晚风炙热，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明晃晃地照着，把俞笑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我坐在双杠上，啜了一口汽水，不远处从礼堂传来巜昔日重来》的歌声，想来舞会也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
不久，很多人做完了毕业设计，陆续离开学校。有的人回老家，有的人去了广东的电子厂，有的人搬到工厂去住了，宿舍里越来越空。俞笑什么时候走的，我竟然不知道。那天我在白波的小饭馆，看完巴西对苏格兰的世界杯揭幕战，回到宿舍的时候，床上有个盒子，是一支斩新的福禄克便携式万用表。
两周后的世界杯决赛，我钟爱的巴西队惨败给齐秃带领的法国鬼子，年轻的罗纳尔多脖子上挂着脱下的球鞋，无助地站在球场中间，两眼含泪。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些因为他爱上足球，爱上巴西的伪球迷，仍不能释怀。
第二天一早，我就和修理部的老宗告别，带老宗送我的厚厚一摞《无线电》和福禄克万用表，离开了红旗大道47号，离开了赣州。
二十多年了，“旭日升”和“百宁”早已从市场上销声匿迹。我再也没有回过赣州，也再没有见过老宗、大项、小廖、老李。对了，也再没见过俞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