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在长诗《荒原》的开头，意味深长地写道：四月是个残忍的季节。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理解这样的字句组合，就如同我长期怀疑现代新诗的存在感一样。慢慢地，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我开始感受到成长断裂之于人生的残酷，也体味到了四月这样一个春夏之交的月份在四季更迭中特殊的地位。
这一年的四月，当人们还在叹息张国荣的纵身一跳、回味王小波的特立独行、追思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时，残忍的四月又将汪国真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带去了天堂，开启了他生命中另一段的“旅程”。在文学日渐边缘化的这些年里，诗歌似乎成了一个渐渐远去的文艺符号，浮躁的社会里，已鲜有人仍仰望星空。而今，被称为“中国诗歌最后一个辉煌诗人”的汪国真突然离去，在新旧媒体中都引起了始料未及的震荡，微信、微博、报纸、广播等媒介不约而同地聚焦，勾起了不同年代的人们对诗歌与青春的回忆。
作为闽籍诗人的代表，汪国真未曾获得过任何的全国性诗歌奖项，但他绝对称得上中国当代诗歌的无冕之王。8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创作的他，一开始显得默默无闻，诗作更是无人问津。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迅速席卷中华大地，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媒介的更新换代，使得文学终于走下了高贵的知识分子神坛，进入到了普通受众的怀抱。一时间，大量的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中。
社会的急剧转型，带来了物质的丰厚，却也造成了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的精神空虚。身处物欲横流的社会语境，青年一代亟需精神上的激励来摆脱内心的困窘。汪国真的诗以其朗朗上口又带有哲理的温和气质，很快俘获了无数青年男女的芳心。“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垂下的头颅只是为了让思想扬起，你若有一个不屈的灵魂，脚下就会有一片坚实的土地。”......
虽然这类的心灵鸡汤在当下的人群中已经不再受用，但90年代的时代特殊性还是成就了汪国真青年“精神导师”的独特地位。也正因如此，汪国真的诗集创下了有新诗以来的发行量之最。文学本就是一个生产消费的过程，不论其他，但就接受者的角度 来看，作为文学生产者的汪国真无疑是成功的。这种成功里没有迎合消费者的媚俗，没有向市场低头的降格，有的只是诗人顺应时代的文学理想与探索。
围绕诗人的离去，网络上的口水仗至今仍旧沸沸扬扬。其实，这场文化争论到底谁能获胜并不重要。不论你的站队如何，哀悼与缅怀，批评与反思，你都必须承认，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汪国真以他特有的才情和温情的娓娓道来统治了中国的当代诗坛。不论你从美学的标准，还是从社会学的标准来定位这样一位特殊的诗人，你都无法将他逐出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新诗。在某种意义上，汪国真是90年代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符号。虽然说到底，他并不希望我们以如此抽象的方式来描述他在当代诗歌史上的地位。
诗人走了，关于诗歌的讨论却意外地热了。从这场囊括了不同年代、不同性别、不同阶层的文化争论背后，敏感的批评家们依稀看到了国人的诗心依旧，看到了中国诗歌复活苏醒的种种迹象。作为一个曾经的诗歌大国、诗歌强国，中国诗歌真的不应该在白话文引入之后就逐渐丢失了它在文学殿堂中应有的一席之地。如果真的能够因此促发中国新诗的又一次崛起，我想，这才是已在天堂的诗人最最愿意看到的。
不管别人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告别这样一位身后满是争议的诗人，我只想说，好的诗人，最后都成了诗句。汪国真，他没有愧对自己诗人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