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冬天，我挺着八个多月的身孕从东莞回到了河源老家。说是待产，图个清静，其实心底里，也存着点让这片山水给孩子沾沾地气的念想。老屋久没人住，泛着一股子潮木头和旧年光混合的气味。山里的夜来得早，也静得吓人，黑沉得像是被一口锅整个扣住了，只剩下北风刮过山坳，一阵紧似一阵，像孤魂野鬼在哭。
就是在那样的寂静里，一声哭喊毫无预兆地刺了进来，不是哭，是嚎，是野兽濒死般绝望的嘶鸣，一下子把黑夜撕了个大口子。
“来不及了！娃的脚……娃的脚先出来了！”
我心头猛地一抽，手按在高高隆起的腹上，那里面的小家伙似乎也受了惊，不安地动弹了一下。我趿拉着棉鞋，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循着声音望过去。
月光映着地上一片清冷。隔壁那间用油毛毡和木板胡乱搭起来的伐木工工棚外，一个黑影正朝着闻声出来的几个邻居，一下一下地磕头。额头撞在冻得硬邦邦的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
“求求你们！谁家有拖拉机，借我用用！送送我家小梅去医院！我阿桂做牛做马报答你们！”那是贵州来的伐木工人阿桂，平日里沉默得像山里的石头，只会埋着头砍树、扛木，此刻却像一尊碎裂的泥塑，浑身都在抖。
老村长披着旧棉袄，被人搀着，声音又干又涩：“阿桂……不是不帮，这黑灯瞎火的，下山的路这几天下大雨变成了沼泽地，拖拉机……拖拉机也开不出去啊！”“我背她！我背她下山！”阿桂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挣扎着要往工棚里冲。
工棚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光线昏黄，勉强勾勒出轮廓。我看清了，那个叫小梅的贵州女人就躺在一张用木板拼凑的床上，身下垫着的旧褥子，暗红的一片，已经泅湿了一大块，而且那暗色还在缓慢地、无情地扩大。她头发汗湿了，一绺绺贴在惨白的额头上，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张着嘴，却只能发出嗬嗬的、拉风箱一样急促而微弱的气音。她的眼睛望着黑黢黢的顶棚，没有焦点，空茫茫的。
我认得她。回来这些天，碰见过几次。她总是怯怯的，跟在阿桂身后，肚子和我差不多大，见了人，就低下头，露出一段细瘦的脖颈。阿桂砍树，她就在工棚外坐着，拿着针线缝小衣服，偶尔抬头看看天，眼神里有种山里女人常见的认命，也有一点属于她这个年纪的、尚未被完全磨灭的微光。可现在，那点光正在急速地黯淡下去。我手里，还紧紧攥着回来时特意买的、准备给自己生产时用的一把崭新剪刀，用油纸包了又包，此刻冰凉的金属硌着掌心。我懂一点常识，知道“脚先出来”意味着什么，在那没有医生、没有药物的山坳里，几乎就是阎王爷的地盘 。有人端来了热水，冒着稀薄的热气。几个有经验的婶子想凑过去帮忙，可看着小梅那情形，看着那不断蔓延的血色，都红了眼圈，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一切的忙碌在巨大的死亡阴影面前，都显得那么徒劳，那么可笑。时间像是被冻住了，又像是流逝得飞快。
小梅的喘息声，一点点低下去，低下去，最后，只剩下游丝般的一缕气，若有若无。她那一直空茫望着顶棚的眼睛，不知何时，慢慢地转向了门口阿桂跪着的方向，定住了。然后，极其缓慢地，合上了。
阿桂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猛地回头。那一眼，我至今记得。不是悲痛，不是愤怒，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被抽空，好像他整个人，连同他所有的念想和指望，都在那一瞬间，跟着那双合上的眼睛，一起熄灭了。棚里棚外，死一样的寂静。连风都停了。不知过了多久，天边泛起了一种冰冷的鱼肚白。老村长佝偻着背，走到像尊木头一样呆立着的阿桂身边，枯瘦的手拍了拍他那沾满泥雪和暗红痕迹的肩膊，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
“别折腾了……认命吧。这山里……从来只留人，不留命。”
我站在自家门口，冰冷的剪刀柄几乎要嵌进肉里。腹中的孩子又动了一下，鲜活而有力。我望着那间死寂的工棚，望着外面那辆覆着薄雪、终究没能发动起来的拖拉机轮廓，浑身冰冷。
伐木人为了生活背井离乡却如此下场，这山，这岭，吞没了两个生命，沉默得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经过了这伐木工人这事件，我在预产的前几天住到亲戚家，生产时也顺利请到接生婆平安生下大儿子。这个腊冬儿子的平安出生我为自己感到幸运同时心里多了一些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