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朝鲜半岛的猛料不断：北边的朝鲜称，将随时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而南边的韩国呢，一方面喊着坚持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另一方面则爆发多次民众大规模集会，要求已经被停权的总统朴槿惠下台；更早日本还因韩国市民团体在日本驻釜山总领事馆前设置“慰安妇”少女像，将多名驻韩外交使节调回国内，日韩关系遇冷。

种种乱象，让悦史君不禁想起300多年前，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面对被日本太阁丰臣秀吉逼到墙角的朝鲜国王李昖，明神宗显皇帝朱翊钧派出李如松、麻贵等大将，彻底击溃日军，再造朝鲜藩国。

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不是万历帝朱翊钧，而是他苦命的儿子明光宗贞皇帝朱常洛。

泰昌帝朱常洛因生母王氏身份卑微，从出生开始，就没有被父皇万历帝正眼瞧过；身为长子的他，在长达15年之久的“国本之争”后，20岁时才被立为皇太子；之后也是战战兢兢度日，还经历了一出荒诞的“梃击案”闹剧，多次险遭废黜。

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帝驾崩后，皇太子朱常洛总算熬出了头，八月初一举行了登基大典，宣布次年改元泰昌。

可仅仅只过了1个月，同年九月初一，新皇帝朱常洛就猝然去世，连年号“泰昌”都没来得及用，史称“一月天子”。

围绕朱常洛的死，引发了一出名为“红丸案”的罗生门，近400年众说纷纭，始终没有定论。

今天，悦史君将就“红丸案”的主要相关方：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升、内阁首辅方从哲、鸿胪寺丞李可灼、皇贵妃郑氏、泰昌帝朱常洛等5人，来对此事做一个清晰明了的梳理和评判。

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升：百年古方一泻就灵？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帝朱翊钧驾崩；二十三日颁布遗诏，命皇太子朱常洛嗣位。

同年八月初一，朱常洛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举行了登基大典，宣布次年改元泰昌。当时，朱常洛“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没有任何疾病的症象。

泰昌帝朱常洛即位后，开始革新父皇万历帝时期的弊政，借万历帝遗诏的名义，发内帑百万两白银，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

泰昌帝还罢免全国范围内的矿监、税使，停止任何形式的的采榷活动；同时增补阁臣，使得内阁中枢正常运转。

这一系列的举动，让朝野上下看到了泰昌帝的魄力和实干劲，大家都非常高兴。

可登基大典结束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被迫取消了庆典。

由于嫌弃太医院御医治疗效果太慢不明显，泰昌帝有病乱投医，干脆斥退御医，而是请掌御药房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升给他看病。

崔文升用大黄药等开了一个方子，泰昌帝吃后，开始大泻不止，一夜之间如厕三四十次，直到昏迷不醒。

泰昌帝病情加重，内廷赶忙发了一道紧急公函，请内阁处置。

不信御医信太监，这下，拉到虚脱的泰昌帝躺倒了，把棋子抛给了内阁首辅方从哲，他该怎么处理呢——

内阁首辅方从哲：夹在中间和稀泥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赋闲在家的方从哲被万历帝朱翊钧起用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与内阁首辅叶向高共同辅政。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叶向高因老病归家，方从哲成为内阁首辅，开始了七年一人独相的生涯。

接到泰昌帝朱常洛因乱服太监崔文升的泻药，导致昏迷不醒后，方从哲也非常头疼，只好召集御医再次给泰昌帝会诊。

几位御医忙活了一上午，才从宫中出来。领班御医告诉方从哲：泰昌帝目前的情况很危重，原本因最近精损过重，御医一直使用固精活血之类的药物，给他慢慢疗养恢复；可泰昌帝嫌疗效慢，直接用了太监崔文升的泻药，以前的调理也都作废了；要想再次恢复健康，还是得坚持以充血生精的药物调理。

方从哲准备写折子，劝谏泰昌帝按太医院的医案进行调养，却被泰昌帝急召入宫。

方从哲进宫后，泰昌帝先是说自己病重不能临朝，慰勉方从哲要多费心思；接着又将皇太子朱由校叫出来，颇有托孤的意味；最后还问了自己寿宫的修建情况。

方从哲诚惶诚恐，只好请泰昌帝多休养，自己再想办法“广召名医”。

泰昌帝听闻“广召名医”后，问道：“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

泰昌帝不悦：“御医无用，仙方又不可信，难道叫朕束手待毙？”方从哲不敢多言，泰昌帝降旨命李可灼入宫献药。

嗯，御医是不可信的，太监开的泻药不行，仙方还是要试一试的。好吧，李可灼来了——

鸿胪寺丞李可灼：仙丹只能管一天？

古代人求仙问道的很多，泰昌帝朱常洛的曾祖父、明世宗肃皇帝朱厚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时任鸿胪寺丞的李可灼，也是一位“大仙”。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调制了一颗红色药丸，让泰昌帝服用。泰昌帝服下“红丸”后，感觉不错，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

傍晚，泰昌帝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泰昌帝坚持要再服一颗。

于是，李可灼又调制了一颗“红丸”，让泰昌帝服下。

同年九月初一，泰昌帝在夜里猝然驾崩；此时，距离他登基仅仅过了一个月，连年号“泰昌”都没来得及用。

按明朝廷例，皇帝驾崩，遗诏需由内阁首辅代拟。方从哲在遗诏中以大行皇帝泰昌帝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诏赐赏银五十两。

可这一遗诏惹得群情鼎沸，有朝臣指出，与泰昌帝暴卒密切相关的两个人：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升之前是皇贵妃郑氏的内侍，鸿胪寺丞李可灼则是郑贵妃派来故意害泰昌帝的！

而泰昌帝的生母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王氏，和泰昌帝的原配恭靖太子妃郭氏，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也将矛头直指郑贵妃！

是啊，泰昌帝熬了38年，刚当了一个月就蹊跷死亡，作为当年阻挠他即位最卖力的人，郑贵妃在落败之后，会不会恼羞成怒、铤而走险呢——

皇贵妃郑氏：我再蠢也不会做无用功

郑贵妃是万历帝朱翊钧最宠爱的妃子，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贵妃生皇三子朱常洵；同年三月，被进封为皇贵妃。

由于万历帝的原配孝端显皇后王喜姐没有儿子，按照明朝廷例，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立长不立贤”；那么，皇长子朱常洛就应该是当然的皇太子人选，但万历帝却迟迟不立太子。

而且，万历帝一直对皇长子朱常洛和他的母亲恭妃王氏爱理不理、待遇很差；对郑贵妃和皇三子朱常洵则什么好事都有，倾向非常明显。

为了让朱常洛当皇太子，朝臣们和万历帝争论达15年之久；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精疲力尽的万历帝，才下诏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而皇三子朱常洵则被封为福王。

但福王朱常洵迟迟不离京就藩，也让皇太子朱常洛的地位岌岌可危；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严重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朱常洛的皇太子之位才真正稳固下来。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帝驾崩后，遗命封郑贵妃为皇后，遭到大部分朝臣的反对而作罢。

如今，泰昌帝朱常洛刚刚当上皇帝一个月，就猝然去世，郑贵妃能脱得了干系吗？

其实，当时宫中就有传言，说泰昌帝之所以登基没几天就病倒，是因为郑贵妃进献八位美女，致使泰昌帝身体亏损了；接着郑贵妃又唆使太监崔文升进泻药，使泰昌帝病情加重；最后鸿胪寺丞李可灼的两颗“红丸”，彻底终结了泰昌帝的命。

朝臣和亲近泰昌帝的外戚们，也纷纷猜测，幕后的主使就是郑贵妃，她是为了报复泰昌帝而利令智昏！

悦史君综合多方史料认为，郑贵妃与“红丸案”的干系不大，原因有二：

其一，就算泰昌帝去世，他的儿子们自然可以延续帝位，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不仅不可能登基，反而会因此惹上麻烦；

其二，泰昌帝的两个儿子：明熹宗悊皇帝朱由校和明思宗烈皇帝朱由检，作为在父皇之后的两位皇帝，对郑贵妃及她的儿子福王，待遇都很尊崇优厚；如果真有瓜葛，恐怕会是另一副光景了吧。

嗯，郑贵妃的嫌疑是排除了，那作为苦主的泰昌帝，又如何面对这转瞬即逝的幸福呢——

泰昌帝朱常洛：朕活得好憋屈啊！

由于前面38年在父皇万历帝朱翊钧的偏见下，泰昌帝过得特别憋屈，所以当上皇帝后，他在做了几件令天下臣民欢呼雀跃的大事外，每晚回到后宫，还会继续“加班”。

这样，原本泰昌帝就比较虚弱的身体，这下更是急转直下了。

而太监崔文升的泻药，和鸿胪寺丞李可灼的两颗“红丸”，则成了泰昌帝最后的催命药！

泰昌帝死后，不少朝臣在痛感圣明天子命数太短的同时，也立即开始揪害死泰昌帝的罪魁祸首。

兵科右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

杨涟的发言，悦史君用一句话概括：崔文升根本就不懂医术，泰昌帝身虚就应当听御医的话慢慢进补，而崔文升反而给泰昌帝服泻药，其心叵测。

御史王安舜则说：“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王安舜的发言，悦史君还是用一句话概括：泰昌帝被本来就在一直进补，身体火气很旺，经过崔文升泻药的折腾，更是需要慢慢调养，但李可灼却献上与崔文升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红丸”；短短几天内接受了双重折磨的泰昌帝，自然就暴毙而亡了。

礼部尚书孙慎行针对内阁首辅方从哲拟定的遗诏，还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

孙慎行的发言，悦史君仍然是用一句话概括：内阁首辅方从哲就是在弑君！他在遗诏中假借泰昌帝的名义赐赏李可灼，恰好说明他做贼心虚，欲盖弥彰！

朝臣们的矛头所向都很明确，那么，这些被提到的主角，身后事又如何呢——

“红丸案”大结局及真相揭秘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泰昌帝朱常洛驾崩后，皇太子朱由校经过一番波折后，登基称帝，是为天启帝。

为了让父皇泰昌帝的年号能用上，天启帝朱由校改次年为“天启”，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一月至七月，定为万历四十八年；从八月开始到当年末，定为泰昌元年；这样，“泰昌”年号就挤占了“万历”的时间，用了五个月。

面对朝臣们的猛烈攻击，内阁首辅方从哲给新上任的天启帝，上了一道很长的奏本，一边仔细为自己辩解，一边十分诚恳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

同年十一月，天启帝的批准谕旨下来了，方从哲这位执政八年的内阁首辅，只能离京回乡，从此再也没有复出。

天启二年（1622年），明廷将太监崔文升发遣南京，鸿胪寺丞李可灼遣戍边疆。

天启七年（1627年），太监魏忠贤专权后，将“红丸案”翻过来，又召崔文升总督漕运兼管河道。

同年八月，天启帝驾崩，他的五弟、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崇祯帝。

十一月，魏忠贤在被崇祯帝朱由检发配凤阳安置途中自杀，崔文升随后也被充孝陵净军。

崇祯三年（1630年）七月，66岁的郑贵妃去世，崇祯帝上谥号“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葬银泉山。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闯王李自成攻克洛阳，56岁的福王朱常洵被杀死。崇祯帝为此辍朝三日，予祭葬从优，一切丧礼较其他藩王倍厚，赐谥曰“恭”。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大顺皇帝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在煤山上吊自杀后，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在南京被拥立为皇帝，定年号“弘光”，史称“南明”，是为明安宗简皇帝。

同年六月，弘光帝朱由崧追尊祖母郑贵妃为“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父亲朱常洵被追谥为“贞纯肃哲圣敬仁毅恭皇帝”，后又改为“贞纯肃哲圣敬仁懿孝皇帝”。

后来，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朱由榔，又追封叔父朱常洵庙号为“恭宗”，谥号“慕天敷道贞纯肃哲修文显武圣敬仁毅孝皇帝”。

综上可以看出，“红丸案”最后实际上只追究了崔文升和李可灼的责任，而且惩罚不算严重；泰昌帝临死前，服用的是李可灼的“红丸”，“红丸”到底是什么呢？

历史学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认为“红丸”就是一种普普通通的春药，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也有人认为，“红丸”是道家所炼金丹，专门用来对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则名利双收，死了算是病重难救……但近400年来，没有一种真正令人信服的答案，“红丸案”也成了千古之谜。

悦史君认为，泰昌帝的死，固然与崔文升的泻药和李可灼的两颗“红丸”，两种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药物折磨脱不了干系；但泰昌帝在父皇万历帝朱翊钧的阴影下，战战兢兢度过38个春秋，其身心之摧残，可谓“伴君如伴虎”的顶配；再加上登基之后不加节制的纵欲，身体最终垮掉也就成了必然。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