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尊至贵的君王也是至危至险的人物，他的周围危机四伏。韩非概括为“八奸”：
“一曰在同床”，即“贵夫人，爱孺子”，使用巧言好色迷惑君王，“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
“二曰在旁”，即“优笑侏儒，左右近习”，“内事”唯唯诺诺，“外为之行不法”。“
三曰父兄”，即“侧室公子”，挑拨大臣与君王之间的关系，从中得利。
“四曰养殃”，即臣子利用民脂民膏为君王“美宫室台池”“饰子女狗马”以娱乱君王之心，而自己背着君王谋私利。
“五曰民萌”，做臣子的散发“公财”，向百姓行“小惠”，使誉归于己，怒归于君。
“六日流行”，即臣子指使说客以巧文之言，笼络君王，使对养客之臣言听计从。
“七日威强”，即做臣子的“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为已谋利、为己树威，损害了群臣百姓的利益，也即损害了君王的利益。
“八日四方”，做臣子的故意利用国与国的矛盾以威胁、要挟君王，或者“重赋敛，尽府库"以事他国，或者“举兵”边境以牵制内部力量。
威胁君王的势力有后妃、爱子、叔伯、兄弟、优伶、侍从、臣下。其中最有威胁力量还是大臣。
“有功见疑"———魏将乐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被中山君烹，并送一杯羹给乐羊，他坐幕下，一饮而尽。文侯对堵师赞说：“乐羊因为我的缘故而吃儿子的肉。”堵师赞回答说：“连儿子的肉都能吃。还有什么他不吃?"文侯因“赏其功而疑其心”。
有罪益信———鲁孟孙猎而获麂，派秦西巴“持之归”，麂母跟着后面啼叫，秦西巴“弗忍”，还小麂于母麂。孟孙归，求麂，秦西巴回答说：“我不忍心而放还给母麂。”孟孙大怒，将秦西巴“逐之”，过了3个月，又召回并以秦西巴为他儿子的傅。有人问他说，你过去责罚他，今又召回来做子傅，这是什么原因?孟孙说，他不忍麂，又能对我儿子有歹心吗?这是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君王“爱憎之变"，君王有爱于臣下，臣下即使有所不当也是好的；君王有恶于臣下，臣下即使没有过失也要获罪。“有功见疑""有罪益信”就是例证。
君主周围危机四伏，不可信的人固然危险，可信的人更危险，这就叫作“人主之患在于信人”。
臣子之所以要奴颜婢膝取得君王的信任，是因为屈服君王的权势，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窥觇其君心”，以求私利得逞。一旦“人主怠傲处其上”，他就要“劫君弑主”。或者讨好“人主而大信其子”，乘人主之子“以成其私”；或者讨好“人主而大信其妻”，乘人主之妻“以成其私”。请看，妻子如此近，儿子如此亲，“犹不可信”，此外还有什么人能相信呢?
君臣关系和一般的人与人关系一样都是利害关系。当君王活着对群臣、妻儿有利，他们希望君王长寿；当君王活着对群臣、妻儿不利，他们希望君王早死，如同制车子的希望人们升官发财，做棺材的希望人们夭亡一样，儿子因为母亲失宠而丧失了继位权，则“冀其君之死者也”，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的君王，“则身死见疏贱，而子不疑不为后”，则“冀其君之死者也”。历史记载，君王正常死亡居半，另一半都是被奸臣利用继承权之争而杀害的。
韩非认为“人臣有五奸”：
一是滥用“财货”收买人心以取得声誉；
二是广为“赏赐”将君王身边的人拉拢过来；
三是潜心结党以扩大势力；
四是任意赦免罪犯表示有生杀予夺之威；
五是身穿华艳的服装，口发狂言怪论，受人财货评论是非，以“眩民耳目”。
这五奸，为“明君"所疑，为“圣主"所禁。但是，由于人臣玩弄了权术，而使“主不知”。这才是最危险最可怕之处。
所以，君王要小心提防并以君王的权术对人臣的权术。
韩非列举君王对臣下的猜疑种种：
与君王议论大臣，有离间的嫌疑；
与君王谈论左右侍从，有炫耀自己权势的嫌疑；夸耀君王之所爱者，有找靠山的嫌疑；
谈论君王之所恶者，有试探的嫌疑；
说得直截了，有笨拙的嫌疑；
说得细致周详了，有琐碎的嫌疑；
陈述简略，有胆怯的嫌疑；
畅所欲言，有傲慢不恭的嫌疑。
嫌疑引起杀身的危险，杀身往往因嫌疑所致。所以，韩非又将这种嫌疑称之为“身危”。“身危”又有种种：
无意中点破了君王内心的机密者，“身危”；
察知君王借一种公开的行动以掩饰内心的另图者，“身危”；
猜测到君王内心谋划，事泄遭疑者，“身危”；
与君王情感不深而进言奏效或不奏效者，“身危”；
借宣扬“礼义”，以抖出君王的毛病者，“身危”；
谋略得当君王独占其功而知其谋者，“身危”；
要君王做他不愿做的事，要君王停止他所示愿的事，“身危”。
君王既要利用臣子又不信任臣子，臣子既要依靠君王又畏恐君王，这种微妙的关系，就决定了君臣之间要玩弄权术了。法、势、术的术，主要是一种权术，这种权术，有的用在内政上，有的用在外交上，更多的是用在君臣之间。君对臣用权术，臣对君也用权术。
臣子用术来对付君王喜怒无常复杂多变的心理。臣下向君王进言，如何既能自由驰骋自己的意思避免杀身之祸，又能进一步取得信任重用呢?韩非曾为此列了13条说君王之术。
第一，进言者应夸赞君王自己认为得意的事情，掩盖他认为羞耻的事情；
第二，君王急谋私利，进言者应将私利说成合乎公义，并纵容他大胆去干；
第三，君王有卑下的念头，想干而又有所顾忌，进言者就要故作姿态，抱怨他为什么不去干；
第四，君王想做实际做不到的事，进言者不要硬顶，而是揭示这件事的缺陷，称赞他不去做的明智；
第五，君王想要夸耀自己的才智，进言者就应为他自逞才智提供依据，而又要假装不知道；
第六，进言者要为人说情，既必须用好的名义加以阐明，又要暗示此事合君王私利；
第七，进言者要劝阻君王做危害社会的事，不仅要说明做此事定遭议论，而且还要暗示此事有害于君王本身；
第八，假如君王不喜欢露骨的赞誉，进言者就赞誉与君王思想行为相同的另一个人，借以达到间接赞誉的目的；
第九，假如有人跟君王有同样卑污的行为，进言者必须毫不含糊地加以掩饰，说他没有什么过失，借以达到间接为君王饰非的目的；
第十，假如有人跟君王一起遭受失败，进言者必须否认有什么失败，借以间接挽回君王的面子；
第十一，君王在夸耀自己的能力时，进言者不应劝他做办不到的事，以免让他露马脚；
第十二，君王自以为勇于决断，进言者就不要揭他在这方面的短处；
第十三，君王自以为谋略高明，进言者就不要扬出他在谋略方面的失措而使他困窘。
韩非为法术之士献这些说君之术是为了实现“振世”的宏图，即使如此，这些手段也是卑劣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时是崇高的目的、卑劣的手段；而更多的是卑劣的目的、卑劣的手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专制主义制度下的君臣关系。连韩非都说，这是要求人臣以役仆的身份讲“宰虏”之语言，甚“污”，甚“耻”，只是不自以为“耻”而已。
喜怒无常是专制主义君王的特有的性格；假话、违心的话是专制主义臣民的特有的语言；这种性格、语言都是特有的心理反应。总之，这种性格、语言、心理都是专制主义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