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禹作的九鼎到底啥样？
我们生活中会说到一言九鼎，这个“九鼎”，可能有些人知道是指象征权利的九鼎，可能还有一部分人知道源自东周楚国问鼎中原，但估计很少人会将这个“九鼎”与夏代的大禹联系在一起。而文献中最早提到九鼎的恰恰与夏禹有关。
《左传·宣公三年》有一段记载楚庄王问鼎中原时王孙满的对答，其文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这段话是文献中最早提到九鼎的记载，意思是说“从前夏朝正当有德时，构思远处方国的各种物象，让各州进贡青铜，（用进贡的青铜）铸造铜鼎，并在鼎上描摹（构思好的）各种物象。各种物像都具备在鼎上了，让人民能识得神物和恶物。”
《左传》这条文献最早说到夏禹制九鼎，后世基本转引此文献。但后世的转引存在严重的个人臆想现象。比如东汉王充《论衡》中有两次转引这段话。其中《论衡•验符篇》说：“夏之方盛，远方图物，贡金九牧，禹谓之瑞，铸以为鼎。” 从王充转引可以看出，王充是把“远方图物”和“贡金九牧”看作是“禹谓之瑞”的对象。王充的观点显然是汉代非常流行的祥瑞之说的一个反映。晋杜预注：“图画山川奇异之物而献之。”此“奇异之物”的解释可能受了汉代“祥瑞”说影响，也可能与《山海经》有关系。杜预的解释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很多注家都引用此注。后来明代的杨慎和清代的毕沅对杜预的注释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杨慎在《山海经补注·序》中说：“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象物,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别其性，分其类，……。”毕沅在《山海经新校正·序》中说：“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按其文,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际,是鼎所图也。”这显然是根据杜预注释作出的引申，但杨慎和毕沅的引申却成为讨论九鼎和九鼎图反复转引的材料。实际王孙满的原话并没有体现出这些内容。
由于西周时存在列鼎制度，九鼎象征权利至高无上，而且古代将拥有地图视为拥有疆土。所以后世理解《左传》这段话时常与九鼎相联系，而且认为这九鼎上画有各方国地图。于是，《左传》这段话常作为讨论九鼎与九鼎图的重要材料。很多学者都对“九鼎图”作了深入考证，但毕竟文献解读存在问题，结论难以信实。其实这句话没有任何信息显示有九个鼎，也没有任何信息显示鼎上的物象与地图有关。而且，在汉代以前的文献中，也没有任何文献信息显示出这段话与九鼎或九鼎图有直接关系。只是因为其中有“九牧”，《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有与《左传》这段话相关的记载，内容涉及九鼎，所以后人将两者附会在一起。到了晋代，杜预的一句“图画山川奇异之物”，从此后人误将这段话与图画或地图密切联系在一起。到了明代，杨慎和毕沅根据杜预注再引申发挥，于是《左传》的这段话就成了与地图史上所谓“九鼎图”联系的有力证据。用明清人的引申阐释来证明先秦问题本来就不合适，更何况杨慎和毕沅依据的还是错误的注解。所以从文献追溯来看，这段话与九鼎或九鼎图没有关系。
如果以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而言，鼎上也不可能出现地图。《吕氏春秋》中偶有周鼎图案描述，说鼎上铸有饕餮、象、鼠等物，这与目前所见青铜器图案基本相合。从大量的出土青铜器实物来看，除了常见的饕餮纹、动物纹之外，还有龙纹、云纹、雷纹等，可以说青铜器上的图案除了可以与文献记载相应外，其种类繁多的特点也可以与“百物而为之备”互证。而且，很多青铜兽面纹形象夸张，甚至一些动物纹饰十分具体形象，突出眼睛和獠牙，十分震慑人心。甚至有些铜器直接将器身制成各种动物形象，比如犀尊、象尊。还有虎食人卣，直接就是一副猛虎食人的立体场景。这些情况都与《左传》“使人知神奸”的描述相合。因此，从文献的记载和今天所见的出土实物来看，鼎上所“象物”未必与地图有直接关系。没必要将《左传》这段话通过个人的理解和臆想，与先秦的“故事”牵连附会。
因此，从《左传》所记来看，我们只知道夏禹时用各方国献的青铜造了鼎，鼎上描绘有当时远处方国的各种物象。至于是几个鼎，鼎上画的什么具体的东西，完全无法得知。如果以今天出土实物来推测，夏禹时的鼎所描绘的物象，充其量是一些珍禽猛兽之类的东西，不可能出现地图。若以现在所见众多出土铜鼎形制所体现的演变情况看，早期的鼎在纹样、形制等方面都比较简单，夏禹时的鼎不可能出现后世所描述的繁复图案。
《左传》这段材料经历几千年的误读转引，直至今日仍有很多文章不知误读问题，反复引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每次借用转引都没有考虑到原始文献本身的解读问题。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是从文献本身出发，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所以，解读文献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误读最初可能仅仅是几个字的小问题，但是小错误经过时间的积累，逐渐蔓延，影响广泛而深远，甚至会出现积非成是的情况。历史学家与普通读者的区别在于，历史学家能够看到普通读者看不到的文献背后信息。但是，当研究者挖掘这些材料背后的信息时，也许带有主观臆断的误导会潜伏其间。所以作为借鉴前人观点的研究者来说，对原始材料及相关研究的解读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参考文献
李洪财《谈<左传>的一处误读及相关的两个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16秋之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