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本老师接到一个母亲的咨询，她对她的女儿发火，说了一些很过分的话，她想道歉，但是没想到女儿居然得寸进尺，又骂了女儿。现在女儿已经一周没有和她说过任何话了，老公还幸灾乐祸，她感觉家里待不下去了，心太累了。

这里为了方便称呼和保护隐私，我们把母亲叫做淑芬。

（案例已经经过助理重新整理，有虚构、重构加工成分，不含人物真实信息，如有雷同请勿对号入座。）

淑芬的女儿是一个初二的学生，母女产生矛盾的原因倒不是什么大事情，而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比如毛巾的放置、出门关灯、忘记锁门等等。不过女儿总是会每次都认真改正，然后过一段时间再犯类似或者同样的错误，这让母亲觉得很受挫。

“我觉得很多事情女儿都可以做好，你说她是态度问题吧，每次都很积极改正，而且说了之后这一段时间她就不会再犯，但是过一段时间又会继续。而且她总是改正了一个错误，另外一个错误我一忘记提醒，就又冒出来。简直和他爸一模一样，这父女两人，真的是让我操碎了心。”

“改正了一个错误，又犯另外一个错误，具体是什么错误呢？过一段时间，到底间隔了多少时间？可以说一说吗？”

“就类似于，我早上提醒她不要忘记出门带便当，但是她就会忘记关灯或者忘记锁门。然后过个几天，不到一个星期，她又会忘记带书，老师你说这可怎么办啊？说屡教不改吧，又改了，但总是反反复复的。”

“先不要着急，我们一点点来找到问题，你还说了她和爸爸很像？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他爸也总是丢三落四的，比如把东西动了不放回去，上厕所就知道开灯，不知道关灯。不一样的是，她爸还不认错，搞得好像我很无理取闹，最后又哄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吧。”

在相处的过程中，有冲突几乎是必然的事情，哪怕亲密如热恋的情侣都会吵架。

问题往往不是冲突，而是处理冲突的手段。

在淑芬家庭中的问题，她认为问题出现在丈夫和女儿身上，其实是一个家庭系统的问题，尤其是孩子处于青春期，会更加严重。

青春期时期，意味着女儿开始变成一个成年人了，再用以前的行为和女儿互动就会不合适了。

这就好比对于三岁的孩子，大人喂孩子吃饭是很正常的。假如孩子已经13岁了，父母再给孩子喂饭那就不合适了。

以前的时候，淑芬和女儿处理冲突的方式是淑芬的女儿顺从淑芬，然后女儿再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反抗这种冲突。

丈夫由于已经是成年人了，性格特质比较稳定，两人多年来已经初步磨合了，但是面对女儿，现在她长大了，淑芬和女儿面对同样的问题时，女儿开始变化了，说明两人需要重新沟通了。

不过虽然女儿看起来是变化了，其实女儿的行为模式和之前也是很类似的，小时候女儿采用的方式是假装顺从，现在的方式是冷处理，本质都是回避冲突，从侧面来说都是拒绝沟通的表现。

这也是为什么淑芬会觉得心累的原因，更准确的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感受。

这点淑芬也表示认同，“您说得太多了，老师，我每次想和他们聊聊，但是我丈夫的态度好像我在无理取闹，我女儿好像无所谓，就听我的，实际上又不听。”

有矛盾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其实也是一种磨合、沟通的过程，回避问题只是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双方如果没有沟通的话，那么下次还是会因为类似的问题吵架，最终问题越积越多，还没办法相处下去。

淑芬现在的主要冲突是和女儿的冲突，女儿的问题表现在心口不一，当母亲提出一个要求时，可能内心不太愿意、抵触，或者有困难，但还是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明明不愿意也不拒绝母亲的好意。

淑芬的问题表现在，过度的关心，或者说指责式的关心。

淑芬的关心是真实的，指责也是真实的。淑芬在关心女儿上课带没带课本的同时，潜台词是一句指责“你怎么又忘记带课本了？”，意思就是你做得不好。

根据淑芬的描述，女儿和丈夫都在小事上面被淑芬这样“关心”，好像丈夫和女儿总是做得不够好。

也许事实真的是如此，但是生活中这样高频的指责，任谁也受不了。

而且另外一点，当淑芬指责丈夫和女儿的时候，这说明了淑芬必须得在这些细节上做得很好才行，否则她没有立场去说丈夫和女儿。

显然，为了维持这样的状态，淑芬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这也是淑芬感觉到累的一个原因。

人际沟通分析学的创始人伯恩认为，安抚就是认可的单位。任何的刺激，包括打招呼、夸他一下、跟他说句简单的话、看他一眼、拍拍他的肩膀……都称之为安抚，都包含了认可。

也就是说，任何一次沟通，当你给了对方一个刺激，不管是一个正向的刺激，还是负向的刺激，从心理意义上来讲，都是一个安抚。例如，你打了一个人一下，也是一个安抚。表明你给了他一个负面的安抚，同时关注到了他的存在——他若不存在，你是没法打他一下的。

安抚既是认可的单位，也是关注的单位。你给了一个安抚，首先就设定了对方的存在，是对对方存在的认可，给了对方一个关注。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安抚就是沟通的单位。

淑芬面对的问题是，丈夫和女儿给淑芬的安抚是不太充足的，因为对方总是回避了沟通。而在对方看来，淑芬给予的安抚实在是太多了！

一时间要修改这种行为模式是很难的，那么就得转化一下行为模式背后的思想。

同时，淑芬还存在一个问题，明明是她在家庭中被关注、安抚的程度不够，但是她表现出来的行为并不是渴求被关注，而是去过度关注丈夫和女儿。那么这就是改变的方向。

淑芬在改变目标中说出了希望与丈夫和女儿更加亲密，这是一个好的改变和好的目标，但是不够具体，也不可观察。

当目标不够具体的时候，就等于让自己陷入无限的“工作”中，因为更加亲密到底有没有达成，我们无法衡量。

和本老师强调的是和化智慧，在找到问题后，找到了丈夫和女儿一起前来咨询。

丈夫和女儿也表示希望做出改变——因为丈夫和女儿都不想每天因为小事而被淑芬念叨。

和本老师帮助淑芬认识到即使丈夫和女儿都不关注她，她在家庭中也是重要的，丈夫和女儿都是爱她的。

在这点上，和本老师和淑芬讨论了她在家庭中的贡献，小到洗碗、拖地、做饭，大到和自己爱的人延续了一个生命，并且陪伴着这个生命健康、安全长大。

让淑芬感到了自己是家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咨询目标协商中，淑芬、丈夫、女儿都定下了自己的目标。

淑芬的目标是在丈夫和女儿没有寻求她帮助之前，不要去参与丈夫和女儿的问题。

比如女儿忘记带书，丈夫忘记车钥匙在哪儿。

丈夫的目标是，每天拥抱淑芬，次数由淑芬统计。

女儿的目标是，每天和淑芬沟通一段时间，时间也由淑芬统计。

淑芬同时，也记录一下丈夫和女儿到底做了多少件对家庭有益的事情。

这样的目标是可现实的，而且是可以察觉和预期的，丈夫和女儿都不再害怕自己因为什么事情，又冒出一个人喋喋不休的人。

淑芬像原来一样会对丈夫和女儿过度关注，不过关注的事情不再是原本那些负面、消极的事情，而是变成了正面、积极的事情。

也就是，不再关注对方犯错，而是期望对方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