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饬令》 第四章 震不怠
红林悟道《韩非子-饬令》上一章韩非子为我们讲解了君主依法治国的四个方面：刑治、战赏、厚禄、用术，还有一个巡查与巡视制度。“四加一”的治国之法涵盖了君主治国的方方面面，由此向下延伸出各类法规与政策。
刑治、战赏、厚禄、用术，并不是某方面或局部的治国之法，而是全局性整体的治国之法，四者相互柔和共同作用于所治之事，只是不同的时代与时期，侧重点不同，虽是侧重点不同，也不代表不重要。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断，所有的国事都围绕着战争展开，目的就是要保全国家，保住君位，所以四种治法同等重要。
刑治旨在社会治理，用刑罚惩治罪恶，维护社会秩序与公正，尤其是“耕战”政策的出台，就必须用刑治来确保政策的落实。战赏不必多说，将士是战争胜利的主因，奖赏建立军功的将士是最好的激励办法，是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最好举措。厚禄旨在招揽更多的人才，让真正有才有谋的贤士为国而事，不管是社会治理，还是军事斗争，都要有人才来谋划，进行战略与政策性的工作。用术是为君之术，是政治与政权层级的策略，是治法的顶级智慧。
当然，韩非子进一步将君主“一国之耳目”的君术法规化制度化，建立了巡查与巡视制度，直接由朝廷派员巡查地方领导的不法之为。这一制度与举措强化了中央集权制，确保了朝廷对地方的统治。现在看来，韩非子设计的这一制度确实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无形中震慑了地方领导，使其不能行不法之事。
“四加一”的治国之法，自中央集权制代替分封制以来一直都是历代君主治国的方法，没有哪个君主脱离过这一方法，不同之处在于侧重点不同，方式与形式不同。韩非子“四加一”的治法，将管理讲得通透明了，简单直接，一目了然。
韩非子讲完国家的治法后，再讲社会治理。治法是国家层面的策略，社会治理是基层层面的治理，更加具体，更加直效。当社会出现农商相争时，韩非子认为“物多者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意思是：物品繁多，从事工商业的人多，农事就荒废了，奸邪势盛，国家就必定会被削弱。
韩非子看得很远也很实际，农耕时代，国家财富主要依靠农业来积累，手工业与商业只是处于极低的位置，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而存在，并不是经济的主导力量。春秋战国时期，正是农耕文明初成之时，社会资源与国家财富主要来源于农业，过快的发展或是过重的重视手工业与商业，会极大的损害农业的发展和从业者的利益，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与实力的积累，所以韩非子说：重商则国必削。
对于有余粮的民众，韩非子的策略是“民有余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则震不怠。”意思是：民众有了余粮，就让他们用粮食捐取官爵；官爵的取得一定要凭自己的力量，农事就不会懈怠了。这就是社会文化的向心力与国家资源的调动力。那时，科举制还不存在，官吏一般都是举荐与推荐，为官授爵的标准不一，条件各异，对于普通农耕者来说能被封官授爵是件极其不容易的事，韩非子想出的办法，既能鼓励农耕者多种地，又能让他们手中的余粮无偿捐赠给国家。这既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好办法，又是一个增加国家实力的好举措。同时，也是一个增强社会向心力的好政策。这种办法被后世之人用到了极致。
【物多者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民有余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则震不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需求。社会在进步，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就像农耕时代出现的商业，这本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如何对待与规范需要我们要认真考虑。古人说，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农与商如何辩证处理，就看时代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