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句话当然是对的。但是细细琢磨，还有许多问题。
所有的制度都有限制权力的功能，因为人与人之间本来现实中就有这种限制作用存在。也就是说，权力本来都是在制度笼子里的，不然，就是强力或者权威了，强力没有合法性，权威则是一种自带合法性的前制度产物，早晚要转变成为制度性权力。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制度，以及，这制度能否得到执行，用笼子比喻的话，就是，这个笼子有多大多密，有多结实，笼子的钥匙在谁手里。如果笼子非常大，大到需要保护的人都在笼子里，那就是需要保护的权利被牺牲掉了，权力可以悍然侵犯权利；如果笼子不结实，利维坦可以冲破它，那也达不到目的；如果钥匙在利维坦手里，则它可以随时打开笼子，或者好一点，偷偷打开笼子，咬一咬人，笼子形同虚设。
要做到笼子好，钥匙在外面人手里，不容易。要有一个好的制度，这个制度既要能解决人民的内部纷争，防止相互伤害，也要制约国家不侵犯人民，这个制度要深入人心，具有较高的合法性，还要有一个均衡的社会结构，能够相互制约，不使谁能够打破笼子（合法性和均衡结构，这两条是让制度力量的来源，制度本身是没有神秘力量，力量来自于人），还要有明智的民众，谨慎自己手中的钥匙。第一点是勉强能够靠理性计划出来（其实历史上一般都不是计划出来的），后面三条，合法性、均衡结构、民智，这些都不是朝夕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用利维坦这种可怕的怪兽比喻权力，是比较西方的想象，中国的权力虽然很大很可怕，中国的权力想象却可以像是一头牛马，人们既要驱使它做事情，离不开它，也要把它用鼻环牵起来，用门关起来。从牛马在生活中的使用来说，这种想象更有效。但是也有问题。第一，如果牛马这么惨，哪里还会有精英愿意当权力者呢？如果权力者不是精英，效率就会变差。第二，这么惨的牛马，意味着对民众的控制力比较低，权力本身比较小，甚至小到了未必能够达到定纷止争这一权力职能的地步。第三，要想控制权力者像控制牛马一样，从信息、时间等角度来说，几乎不可能。第四，如果真是如此，其实民众更像是权力者，权力者更像牛马了，这不过是一种新的压迫神话。
这种想象和历史上把老百姓当成牛马，官员是放牧人的想象，恰恰相反。那种想象中，人民更像是笼子里的牛马，被制度关住，权力者则肆意宰割。直到权力者越来越多，牛马越来越瘦，宰割不再能承受之后，打破笼子。中国历史不断重演权力或者说牛马打破笼子，或者掌握钥匙的故事。
权力者和一般民众，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理论上，权力来自民众，但是，这种授权很大程度上是强制、默认的，是一个非玩不可的游戏（你不能不满意政府就不交税，或者不服从，你最多能够投诉或者改选票或者游行），而且，具体权力者的权力更多的还是来自其他权力者，官官相护的利益远远大于为民做主。即使是那些民选官员，也不例外。所以民众作为主权者，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博弈位置。名义上，权力者是公仆，实际上，是管理者、领导者甚至统治者。缓解民众困境的，反而是权力斗争。不同的权力精英，互相斗争，互相制约，其实，这也是唯一能够有效制约权力精英的变量，是制度笼子坚固性的保障。否则，权力精英对民众，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