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后一次见李杰是在我博士毕业的几个月前，是他直接到实验室找我的。那天是周末，病房里估计不是他的班儿，从宿舍楼过去的话也就几分钟，我猜到他找我是因为有对他来说的大事情。

“老同学，走，我请你吃饭，芳鲜火锅。”他很兴奋的样子，“给你发微信都不回，一猜就知道你在实验室呢。”

“去食堂不行？”我正好刚做完实验，有些累，想就近解决。

“我看你真是做傻了，现在马上都一点了，知道吗？”

那天是标准的春天，空气暖融融的，弥散着浓郁的花香，阳光很好，甚至有些刺眼，晃得我有些发晕，我走得不快。李杰在前面一丈远处走，像带路似的，忽然停下来。

“你能不能快点？像个娘们儿似的。”

“你在嗡嗡的机器前不吭声从七点半待到现在再出来试试。”

“那还不是你乐意做那破实验？”李杰没办法，又兀自前面走了。

出了南校门再往东折三四百米就到了火锅店。天暖和了，再加上已经一点多了，店里人不多，我们随便找了个桌位坐下了，李杰要了菜单，三下五除二地点完了。他意不在吃。

“给你说哈，我毕业后能留科里了。”李杰一脸的骄傲。

“那恭喜你了。”我知道他五年前考这个科室时就想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

“反应这么平淡啊？”他有些失望，“这可是北京啊，我留的是我们专业里差不多最好的三甲医院！”他补充道。

“牛逼！”我应邀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他无奈地笑了笑，问：“你给我们大主任做的那个中药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吧。”其实关于这个中药复方的成分、药效、药理、安全性都可以说是做完了，但涉及课题，我不敢对外人透露太多，尤其这个课题的负责人是与他有关系的大科室主任。

“将来转让的话肯定有你的股份，你就发了！”李杰有些激动。

“别想那么好，转让哪有那么容易。再说我只是众多参与人员中的一个，还是个学生呢，能有我的名字就不错了。”我说的也是实情。

“你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去年年会总结报告时他提到了这个中药，参与人里他排第一，你老板排第二，第三就是你。”许多人都习惯把导师称作老板。

“哦，看来苏主任对我还比较认可。”我边说边起身去配蘸料，不愿与他多聊此事。

“这么说，你能跟他说上话？”李杰不经意地接过我给他的蘸料，伸长脖子问我。

女服务员推了载着食材的小车过来，又把火锅放在了桌子正中间的电磁炉上，加汤，开火。“二位先生，您的菜齐了，请慢用。”说完很有礼貌地离开了。

“我一个学生，说话不也是课题上的？”我理解他的意思，能走的关系他是不会放过的。他擅长此道。

“你别谦虚啊。你做他这课题三四年了吧？做得又不错，这几年我看他对这个课题很在意；他那人挺义气的，所以你在他心里肯定是有些份量的。”其实苏主任或说苏院长对我真的挺好的，像关心我的长辈似的，曾要给我介绍女朋友，还曾问我毕业后可否到他医院工作。

汤开了，我开始放香菇和青菜进去。李杰夹起羊肉片往里放。

“吃羊肉。”他边说边往我这边拨烫好的羊肉，“我虽然能留下来了，但若没人罩着，二阶段、住院医、主治，没个十多年我晋不了副主任医师。你得帮我跟苏主任搭上线。”

我把将要进嘴的羊肉又放回了蘸料小碗，正好多蘸些，“课题结束了，我跟苏主任还有啥好联系的？倒是你，在他手底下工作，不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吗？”

“我们骨科好几个科室呢，我属于骨创伤科。他一方面是大骨科主任，但直接负责的是骨肿瘤科，再加上又是院领导，平时我哪里跟他搭得上话啊？见他一面都难！”李杰狠狠地往嘴里塞了一大口羊肉。

“正规的晋升规定无论如何是跨不过去的，你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慢慢来呗。”我知道苏主任的脾性，他很讨厌投机取巧。

“你真是迂，迂腐！”李杰白了我一眼。

“做自己喜欢的事就行了，多费心思也累啊，往往还没走正规程序快呢。”我真诚地说。

李杰很失望的样子，大概是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索性不说话了，只吃。

很久，他吃了不少，估计也把情绪自我调节得差不多了，平静地问我：“你工作定了吗？”

“我没在北京找。我想回老家种药材。”

“回老家？种药材？我靠，你疯了吗？”李杰嘴里的豆腐差点掉出来，两眼瞪得老大。

我一肚子解释想说没说。李杰看着我笃定的样子，我看着他无论如何不会理解的样子，慢慢地都放弃了。最后，李杰说了句“我还有事”就走了。我低头开始吃，终于可以神经放松地吃了，我这时才感觉很饿了。

我知道，我们又会很久不联系了，甚至永远不联系了。我索性删掉了他的电话号码。

2

认识我跟李杰的人都想不到我俩很小就认识，更想不到我们很多年都是住在同一条街上的。

棋盘街因形似棋盘而得名，长方形，有宽窄两条街组成。我家姓王，住在王家聚集的窄街上，李杰家住在李家聚集的宽街上。我俩同年，但上高中前从未同学过，因为一直没在同一所学校，我上的是街道上的普通小学和城边的镇一中，而李杰上的是县里师资力量最好所以升学率最高的实验小学和实验中学。另外，我们两家从未打过交道。李杰的爸妈都在县医院工作，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工资不低，还天天有病人送礼送红包，日子过得很殷实，平时的言行也很体面；而我爸就是工厂里的一名普通工人，我妈是家庭妇女，还有几亩地，过的是老实巴交没有多少社会关系的日子。李杰的爸妈无意交往我们这样的家庭，李杰对我也一样。

高中之前，虽然我跟李杰从未同学过，但我们偶尔还是有在一起玩耍的机会的，就是因为我曾有同学是他的邻居或也是他要好的小伙伴，我跟这些同学玩耍时会碰到他，但他对我是不拿正眼看的，他肯定知道我不是来自富裕的家庭，因为棋盘街上富余的家庭就那么几家，他肯定是都知道的，若拿不准的话，他从我的穿着上也能看出来，我穿得太土了，甚至有些脏，他不会判断错的。他从来都很“成熟”的。

中考时，听说他考得不怎么样，但我们都知道这不会妨碍他进我们县里唯一的高中，因为他家肯定有路子，再不济他家也有钱交赞助费，昂贵也不是问题。他果然进去了。而且，为了他上下学方便，他家在县一中附近专门买了套房子，当时还是宅基地瓦房那种。多年后，我才醒悟过来而佩服他爸的魄力和眼光——那个时候人家就知道买学区房了。

而我的爸妈呢，从未指导过人生之路该怎么走，肯定是他们也不甚清楚。在我读小学甚至初中的时候，我爸倒是常常提起一中。当时的一中一个校区包括初中部和高中部，后来把初中部分离出去新建校区改名为实验中学，而保留的高中部一直在原址办学，就是现在县一中的前身。我爸当年念的是初中部，他常提的是他当年在那里的学习生活，他提某某班主任，某某老师，他多早就到教室，怎么吃饭的，最后考试时怎么在演算纸上答对而在试卷上写错等等，他是在回忆。直到我随着班级去一中参加中考，我才知道一中在哪里。而我的妈妈呢，在我参加中考的那天早上，说是为了让我吃好点，从街上给我买了灌了鸡蛋的油条回来，而且在我吃这油腻的油条时，她忽然开始教育了，“看你考不上将来干啥，给人家搬砖盖房子都嫌你没力气……”听得我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压力巨大。在我考第一场语文时越来越紧张，写最后的作文时我的手抖得厉害，字歪歪扭扭非常难看，更可怕的是这难看的字也画得很慢。我写不完的话整个作文就只能得很可怜的分数，也就是说我的语文一科就是可怜的分数，而瘸了这重要的一科，我想考上就是痴心妄想了。直到现在我还能真切地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我紧张恶心到想吐。庆幸的是，我在响铃前划了句号。其实，不是真的写完了，而是我在最后一分钟逼着自己想了两句结束语硬生生地把它结束了。距离第二场考试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别的考生或去厕所或站起来活动活动，只有我趴在考桌上，我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过去了，过去了，深呼吸，心态放平，好好考下面的几科，还是有希望的。我这样缓了十多分钟后才好一些，我才赶快去了一趟厕所。后来我真的考上了，是以高过录取线仅仅三分的总成绩考上的，我总是认为阅卷的语文老师肯定从我极不正常的作文文字上看出了我当时的紧张与艰难而没有狠扣我的作文分。

3

进一中后，我跟李杰被分到了同一个班。这没什么稀奇的，每个班总有几个认识的，而大多数都是不认识的。在我这里，我跟李杰是处于认识与不认识之间，就是说知道有这么个人但没有交往；而在李杰那里，我俩的关系应该被判定为不认识的，因为他就没拿正眼瞧过我，他又是在学校附近住，出了校门与我也是反方向，连回家碰到一起走一截儿的可能性都没有。整个高一我俩没有任何交集。

高二分文理班，我俩又被分到了同一个班。这还是没什么稀奇的，因为大多数同学都选了理科，被分到同一个班的原高一同班同学也有八九个呢。我跟李杰还是没什么交集，因为他是对前三名的同学毕恭毕敬、对三到十名的同学热情洋溢、对十到二十名的同学平等友好的那种，而我一直在二十多名，尽管他并不比我更好，但我没入他的法眼。直到有一天的早自习后，在我拿着饭缸跟同桌往饭场走的路上，他从后面快走几步上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热情地说了一句“不回家吃啊？”我很惊讶，支支吾吾地回了句“回家太远”后就拐进人流跟他分开了。饭后的第一节就是班主任的化学课，瘦小但精干的女班主任拿着月考成绩排名册念名字和分数，我竟然是第八名，594分，当时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了有些同学那不自觉的惊叹声。高兴之余，我忽然明白了李杰在几十分钟前那异常的举动，这个“成熟”的学生肯定是提前知道月考成绩了。从那以后，李杰开始与我建立了“友好邦交”关系。直到毕业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的成绩维持在班级十名左右，偶尔能冲到第五。所以，李杰与我一直保持着表面上的友好关系。

高考时，我的状态不错，果然考出了三年来的最好成绩，班级第三名，625分。班主任开始张罗大家填报志愿。“你自己选吧”，爸妈在欣喜之余给了我所有选择权，我知道那是因为他们也不懂各个专业是干什么的，无从指导。在那个网络远未普及的年代，班主任只提供往年的各高校录取分数线和大家交流的平台，对学生选择报考哪所高校和什么专业不给任何意见，毕竟责任太大了，考不上算谁的？读的专业不喜欢怎么办？同学们都是慎之又慎，今天选明天改，后天再改，自己一人来教室交流或探听信息，外面还有家长和参谋团在不凉快的凉亭下等着呢。在那个大热的七月份，烦躁和纠结几乎透支了我的所有耐心。我从未出过小县城，但我想去最热闹的大城市看看，电视剧《上海滩》里的十里洋场真是气派，我选上海吧；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我是考不上的，但看同济大学在去年的录取分数线比我的考分低，另外，同济，同舟共济的感觉，好听的名字，就选它吧；我喜欢班主任的化学课，虽没感受到化学之美，但我喜欢化学老师即班主任的那份思维清晰与说话干脆，另外我的化学也考出了142分的高分（满分150），那就报化学专业吧。班主任看到我报考的学校时一脸的担忧，但在看到我报考的专业时阴转晴了。这只是一表的第一志愿。一表里都是重点大学，要报三个志愿，我便按录取分数的梯度另选了两所，只记得第三志愿是省里最好的郑州大学。二表是一般本科，也要报三个志愿。我从二表的大学介绍里从头往后看，没看几个就看到了黑龙江中医学院，在不多的几个招生专业里看到了“中药学”三个字。中药，中药，当时我对中药的印象不多但都很深刻。

上学前随姥姥住在乡下，那时村子里还很穷，都怕生病花钱，生了病不会首选去县里的大医院瞧，说是“没病都能瞧出病来”，而是在村子里先给赤脚医生瞧，赤脚医生只是会打个抗生素发个消炎片等小事情，瞧不明白的便会推给十里八乡的中医。有次我陪姥姥在家门口边晒太阳边选能编草辫的麦秸秆，有个四五十岁的妇女走过来了，手里拎着一个潮湿的粗布包，姥姥打招呼后问是啥，她说是某某家吃剩的中药渣子，她听说另一某某家吃别人家剩的中药渣子把病吃好了，她也试试。姥姥说听说过，试试吧。等那人走后，我问姥姥怎么回事，姥姥说就是别人家抓的中药煎两次后就该扔的，扔了也是扔了，谁愿意要就拿去。我问真会把病吃好吗，姥姥说不知道。后来等我上了大学真在实验室里做过后才确定，中药煎煮两次后的提取溶剂，就说最常用的水吧，颜色会很淡，说明其中已经没多少中药成分了，哪里还会来药效呢？多半是老乡碍于面子那么说吧，或者是病得很轻加上吃药后的心理作用而认为有效吧。都是穷闹的。

刚上小学时有一次在姑姑家住过几天，也是在农村，春天四五月份的样子，不冷不热的。姑姑身上不舒服，说得很隐晦，感觉是女人才有的病，表姐便带我走出村子，说是找白茅根。山坡上很多，青青的茅草上端是白毛尾巴，加起来一尺高的样子。表姐抓住茅草使劲拔，待土松动后再悠着劲儿慢慢拔，居然能牵连不断地拔出一尺多长。这白茅根像一根细管，白白的，一节一节的，我觉得挺好看。表姐不一会儿就拔出一大把来，回到家用水洗净，切成小段便用水煮，最后熬出一碗褐色的浓汤给姑姑喝。表姐端的那碗大冒着热气的白茅根汤经过我时，我分明闻到了甜味。

再就是后来陪妈妈去镇上的段大夫那里瞧病了。段大夫当时五十多岁，话不多，但和蔼稳重。望闻问切后，段大夫便用那世上没几个人认识的笔迹写出个药单，由我交给抓药的他的副手。副手在柜台上铺开六张草纸，一边看药单，一边在身后满墙的药材小抽屉上确认名字，确认后打开，从其中的一个小格里抓些药材到随手拿的黄铜小称上，推小秤砣到称秆的某一位置，添添减减药材，平衡后关上小抽屉，转身将药材平分到草纸上，来来回回多种药材，最后包好用棕色纸绳一缠，递给我。我问怎么里面还有大马猴皮和干蚯蚓呢，副手说那叫蝉蜕和地龙，都是药材能治病。多年来我一直都很好奇这些中药是怎么治病的。

选报黑龙江中医学院的中药专业后，第二第三志愿选的是列在后面的两所中医学院的中药专业，具体是哪省的中医学院不记得了。报考完后便每天焦急地盼望着。两三个星期后，同学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到了，没有我的，听说拿到的通知书都是来自于他们报考的一表第一志愿的大学。我知道自己的同济大学悬了，第二志愿肯定也很悬，就盼望着收到一表第三志愿郑州大学的通知书，毕竟是国家重点呢，可迟迟也没收到，最终收到的是黑龙江中医学院中药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我很郁闷，若知道最终考上的是一所普通本科大学，我何必那么辛苦地学习考高分呢！我可怜自己，我浪费了好几十分，我不愿去念，我想复读。而爸妈一直很高兴，他们觉得有个正经的大学可读已经很好了，毕竟有些同学只能去读专科甚至自考呢，还说“你喜欢中药的”。想想也是，什么要去上海啊，什么要上重点大学啊，多是虚荣吧，我确实挺喜欢中药的，就决定去报到了。这时，李杰竟然来我家了。

“咱俩考上的是同一所大学。”他的考分刚过二表线，但他被黑龙江中医学院录取了。“我报的是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他很骄傲。后来我才知道，临床专业是医学院校里录取分数最高的，因为都认为医生这个行业挣钱多又受尊重，并且像端了铁饭碗似的不用担心失业。他爸爸深知做医生的好处，便想让他将来也做医生。“你喜欢当医生吗？”我问他。“那我不知道。我听我爸的。”最后，他带着可怜我的表情不无骄傲地对我说：“报志愿时你爸怎么没给你参谋着，白瞎了你考的高分了。”

4

本以为会有老同学同去陌生的大学报到呢，但我是一个人坐火车去的，因为李杰说他爸跟哈尔滨的亲戚说好了要早去几天。我爸妈没出过远门，我不愿麻烦他们，我只让他们送我到火车站。

我也从未出过远门，我不知道外面的城市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人人说是冰天雪地的东北的城市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最靠近俄罗斯起着怪名字哈尔滨的省会城市是什么样子，所以其实我很恐惧。午夜在安阳站上车后，来自广州去往哈尔滨的火车不久便嗖嗖地急驰起来，我的恐惧加剧，我怕那火车拉我去我不想去但又回不来的地方，我犹豫着，我最终差点站起来大喊“停车！我要下去”，但司机在哪里？他能听到我的喊叫吗？火车能像汽车似地随便停吗？它真停下来我就能下车回家吗？这火车毕竟已经走了很远了，我毕竟早晚是要离开家乡的，因为自己肯定是不会甘心在老家窝一辈子的，我麻木着自己。

火车上的人都在沉睡，只有我无论如何睡不着。不知道过了多久，播音说北京站就要到了，停车八分钟。大部分人都醒了，车厢里开始骚动，要下车的站起来整理衣服，从货架上往下拿行李，到车门口处排队等着；不下车的抹抹脸上的眼屎和口水，换个舒服的坐姿将头扭向窗外等着看北京城。火车真的缓缓地进站了，月台上传来了北京小吃和瓜子饮料的叫卖声，下车队伍出完后换成了上车队伍，有的人虽终点在远方但觉得停车时间够长也下车去透透气。我没有动，因是第一次坐火车去远方所以没敢动，但我想着这是伟大的首都，有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有故宫和长城，有清华和北大，我都喜欢，我原本也可以考进这里的某所大学的，但我现在还要继续坐近二十个小时的火车去几千里外的靠近中国边境的远方，我心里一直在流泪。

进了黑龙江中医学院，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后，逐渐地我才感受到临床专业的地位尊崇。内科、外科、儿科、眼科、牙科、针灸推拿等，专业最多，所以班级最多，所以学生最多，代表了一所大学的整体实力，所以最受校领导重视。而别的学院与专业，都是可怜的三五个班，甚至一个班。我所在的中药专业算是不错的了，但在学校里，同学们仍然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李杰很少跟我联系。

我倒没有很在意自己专业的地位不高，而是一直为自己的报考失误而自责，当得知有一位大四学姐拿到了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入学通知书时，我才知道我还是有路可走的，且是光明大道。我要考研，考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从而弥补我高考志愿填报失误的遗憾。

接下来的大学生活我过得更加忙碌。大二的两个学期和大三的上学期，我除了学习英语考过四六级外，便是上课认真听讲和课下好好复习了，我要打好基础。从大三下学期开始，除了应付正常的学校课程外，我便全力为考研的四门考试准备了。对于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或齐头并进，或单独攻克，一遍一遍地复习，越来越快，因为感觉书是越复习越薄；对于英语，每天定量，从不停歇；对于政治，参加了两轮辅导班，糊里糊涂地跟着学习背诵，知道高分不易，但过关不难。暑假没有回家，曾经把眼睛累到睁不开，就这样学了近一年，我最终轻松地完成了两天的考试，之后恍恍惚惚地回老家过寒假了。过年时，爸妈一如既往地高兴轻松，说“放心，你没问题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学后不久，成绩就出来了，我过了初试线，后又去北京参加复试，也很顺利。大概在毕业前的半个多月，以未名湖和博雅塔为背景的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被邮寄到了我手里。

就在我收拾在哈尔滨的一切而准备毕业离开时，李杰来了，他要请我吃饭。

“老同学，我也要考研，考名校的研究生。”他说。他是临床专业，五年制，所以比我晚一年毕业。在饭桌上，我告诉了他我所有的备考经历与经验。

吃完那顿饭，他就没再联系我，我离开哈尔滨时他也没来送我，甚至在后来，我的档案从黑龙江中医学院向北京大学转移的过程中出了点问题时，我打电话给他，他都没接没回。我知道，他在全力准备考研，很可能比前一年的我更拼。

5

北京大学不愧为中国顶尖大学，我入学后逐渐地发现它的资源太丰富，弄得我眼花缭乱难以取舍，直到导师对我说出“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句话，我才豁然开朗。我开始专注，对最初的课程和导师交给的小任务，我都是静下心去思考，收获很大。很快，导师就允许我进实验室了。

第二个学期的某一天，我忽然接到了李杰的电话，说他在北京，要来我实验室看看。我有个重要的实验马上要做，想让他换个时间来，并且我的导师也在，而导师是不喜欢外人进我们实验室的。但他还是来了，带着神秘的微笑和审查的眼光转遍了各个角落，最后对着满桌子的玻璃器皿撇了撇嘴，他骄傲地说：“我考上北京大学骨科的研究生了，硕博连读，复试刚过。”之后就出门走了，我没来得及问他别的。我不知道他是何时离开北京又何时入学的，但后来还是在宿舍楼大厅里见过，都很匆忙，没多说什么。

在我基本掌握了实验室里的所有技术后，导师给了我硕士课题，按照他的话说是不好发文章但很有应用价值的课题，是开发一个复方。这正符合我的兴趣，我很想做实用性的内容，还是希望自己研究的中药能在某一天变成真正的药品解除患者病痛。导师还说这个课题来自于临床，我并没关注它来自哪里，而是认真地查阅中药新药审批的相关规定后严格按照标准在做，还比较顺利，我做得也很过瘾。我知道这个课题的来源是在我硕士毕业的时候，却不是因为要在答辩中详细介绍它才向导师问到的，而是李杰告诉我的。

“老同学，咱俩一个学医一个学药，本来差别很大，但没想到缘分这么深，兜兜转转还有联系，而且你是轻轻松松，我却是费尽心思。”他有些激动，还有些失落。

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你知道你做的复方是谁的吗？”他看我摇头，“我们大主任的，我们大院长的，苏主任，苏院长！”

“哦。”我知道了，但也只是知道了，对我做那个中药复方的激情和计划没有半点影响。

我的反应令李杰很失望，但他与我的联系在我们读博期间还是增多了，有时去宿舍坐坐，不咸不淡地聊会儿天，在寒暑假前后也会问问能否同行等等，碰到对他重要又与我有点关系的事情，他会联系我的，甚至会直接去实验室找我。

6

博士毕业后，我真的如我告诉他的那样回了老家搞药材种植，因为在做苏主任的复方的过程中，我受到的最大困扰就是药材。复方中九味中药，任何一种有大的变化，整个复方不论是在成分还是在药效上都有大的变化，我真是受够了，立志要种植出规范的药材，而这也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GAP，即中药材的规范化种植所要求的。我研究生期间按照标准来做早已习惯了，药物研发与药材种植虽有很大不同，但严格依据标准来做的道理是一样的。

对于我回来，爸妈没有任何异议，只要是我，他们都欢迎。爸妈在土地上大半辈子，他们很了解土地，是我的最有力的支持者。我们选择了道地药材四大怀药来做，加起来有上千亩。

今天是国庆节，也是我们四百亩地黄集中采挖的大日子。看着一块块均匀肥硕的地黄被机器翻出地面，我竟然没有太激动，反而是很坦然。这时，手机响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号码。

“老同学，我整天烦死了。患者都跟弱智似的，听不明白话儿，还他妈的投诉我；晋个主治竞争都这么激烈，你跟苏主任……”是那个陌生又熟悉的声音，不是骄傲而是烦躁的声音。

“老同学，我忙着呢。”

挂掉电话后，我继续静静地欣赏我那均匀肥硕的地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