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书《从卫生巾到节育环：20个物品见证女性主义200年》。
当玛蒂尔德·拉雷尔在书中写下“这本书本身也是一件物品，它可以在与父权制的斗争中发挥作用”时，她不仅点明了本书的核心视角，更撕开了一道审视历史的独特切口——那些被视作“日常”的物品，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存在，它们是性别权力博弈的战场，是女性争取自由的武器，更是被遮蔽的女性斗争史的鲜活见证。
全书以20个具象物品为锚点，串联起法国乃至欧洲女性主义两百年的抗争历程。从街头斗争的街垒、武器，到争取权利平等的投票箱、银行卡，再到捍卫身体自由的避孕药、月经杯，最后到追求工作与穿衣自由的面包、长裤，每一件物品背后都凝结着女性打破桎梏的勇气与智慧。不同于传统女性史侧重人物与事件的叙事，拉雷尔选择以“物”为镜，让那些曾被忽视的、属于女性的物质记忆，成为重构历史的重要拼图。
在“街头的斗争之物”篇章中，街垒与武器的叙事尤为震撼。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女性守卫的布朗什广场街垒成为打破性别秩序的象征——凡尔赛派将其污蔑为“悍妇僭越”，公社社员却视之为“全民抗争的缩影”。画家莫洛克的石版画里，肩扛步枪的女性与男军官握手的画面，看似是“权力交接”，实则是女性对“公共斗争专属男性”偏见的首次突破。更令人触动的是武器权利的争夺：1792年，安妮-约瑟夫·戴洛瓦涅在小兄弟会喊出“让我们拿起武器，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她并非要女性对抗男性，而是争取与男性共同保卫革命成果的资格。然而，法国大革命却通过法令将女性排除在军队之外，甚至在1793年颁布《阿马尔法令》剥夺女性结社权。直到二战时期，游击队中的女性才得以短暂打破禁令，西蒙娜·塞古安手持枪支的照片，成为女性战斗权的永恒象征。这些历史片段揭示出一个残酷现实：女性对武器的渴望，本质上是对“平等公民权”的渴望，而父权制对女性武装的恐惧，实则是对女性掌握自身命运的恐惧。
“争取身体自由的斗争之物”是全书最具冲击力的部分，它将目光聚焦于女性最私密的身体领域，揭露了国家与医学对女性生育权的长期控制。避孕药的发展史堪称一部女性与权力的博弈史：20世纪初，马德莱娜·佩尔蒂埃就提出“只有女性自己才能决定是否要做母亲”，却被当时的社会视为异端；1967年法国通过法案允许销售避孕药，却附加“保留单据存根”“未成年人需授权”等限制，直到1974年《韦伊法》颁布才取消。而堕胎权的争夺更是充满血泪，在堕胎非法的年代，女性不得不使用衣架、棒针甚至鱼线进行地下堕胎，“制造天使的女人”（帮助堕胎的人）成为隐秘的守护者。1971年《343宣言》中，343位女性公开承认自己的堕胎经历；1972年博比尼审判中，女律师吉塞勒·哈利米为堕胎女性辩护的胜利，最终推动1975年《自愿终止妊娠法》通过。拉雷尔特别提到卡曼式抽吸法的传播——这种更安全的堕胎技术不仅是医学进步，更蕴含着女性互助的哲学，“争取堕胎与避孕自由组织”（MLAC）的女性们围坐喝茶、相互陪护的场景，展现出女性主义“自助”精神的力量。
月经用品的斗争则撕开了“月经羞耻”的遮羞布。从19世纪女性用别针固定布条，到20世纪卫生巾广告用蓝色液体掩盖经血的真相，月经始终被视为“肮脏的秘密”。2015年法国女权主义团体“若尔热特·桑”为反对“卫生棉条税”（20%增值税），将染红的内裤挂在街头；2017年“失眠”团体把巴黎喷泉染成红色，只为打破“月经不可见”的禁忌。拉雷尔引用埃莉斯·蒂埃博的研究指出，月经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权利问题——全球有无数女性因买不起经期用品被迫辍学、失业，而将经期用品排除在“生活必需品”之外的税收政策，本质上是对女性基本权利的漠视。马德莱娜·佩尔蒂埃1911年在《参政权扩大论者》中公开谈论月经的勇气，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当社会不再将月经视为“生理障碍”，女性才能真正摆脱身体的枷锁。
“争取穿衣自由的斗争之物”则展现了服装作为性别符号的权力逻辑。长裤的百年之争堪称典型：1800年巴黎警察局颁布禁令，禁止女性穿长裤，理由是“会失去男性眼中的性魅力”；1887年玛丽-罗丝·阿斯蒂耶·德·瓦萨尔提交请愿书，要求废除禁令，却石沉大海；1976年法国大学事务部女部长艾丽斯·索尼耶-赛蒂穿长裤上班，竟被总理雅克·希拉克指责“损害法国形象”。直到2013年，法国女性权利事务部才正式宣布1800年的禁令失效。这一漫长斗争背后，是女性对“行动自由”的渴望——乔治·桑曾在《我的生活史》中写道，穿长裤让她“可以奔跑、可以随时回家、可以出入任何剧院”。而裙撑与紧身胸衣的历史，则揭露了时尚对女性身体的压迫：19世纪的裙撑周长可达十米，不仅限制行动，更因易燃导致数千女性丧生；紧身胸衣则通过金属支架挤压女性内脏，将身体塑造成男性幻想的“纤细曲线”。奥兰普·奥杜阿尔1863年在《蝴蝶》中喊出“与裙撑决一死战”，本质上是对“女性身体需符合男性审美”的反抗。
拉雷尔在书中还对“物品背后女性互助精神”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和呈现。无论是巴黎公社时期女性为街垒运送弹药、包扎伤员，还是MLAC团体中女性相互指导堕胎技术，抑或是乐雅比内衣厂女工用蕾丝胸罩装饰横幅抗议裁员，女性始终在以自己的方式构建“姐妹情谊”。这种情谊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于贝蒂娜·奥克莱尔为争取女性选举权制作旗帜、扇子，将政治诉求融入日常物品；玛丽-路易丝·布格莱毕生收集女权主义文物，只为留住女性斗争的记忆；当代女权主义者通过社交网络分享粘贴字报的技巧，让反抗的声音传遍各地。
拉雷尔在书末坦言，她希望通过这些物品，推动法国建立一座女性主义斗争博物馆。这一愿望背后，是对女性历史被忽视的焦虑——正如她在引言中所说，弗朗斯瓦丝从包里拿出的那两根堕胎导管，比任何文献都更能让人感受到女性斗争的真实温度。当我们看着书中那些磨损的导管、泛黄的旗帜、印着“女性应该投票”的肥皂，仿佛能触摸到一代代女性的体温与心跳。
《从卫生巾到节育环》的价值，不仅在于梳理了女性主义的物质史，更在于它让我们意识到：女性的解放从来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与每一件日常物品、每一次身体选择、每一项具体权利紧密相连。从街头的街垒到衣橱里的长裤，从药盒里的避孕药到卫生间的月经杯，女性的抗争早已融入生活的肌理。当女性们使用这些物品时，或许能想起它们背后的故事——那些为了自由与平等不懈奋斗的女性，从未真正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