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中国古代文人里谁的朋友圈最精彩？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苏轼。
他的好友近千人，涵盖皇帝、太后、宰相、文士、诗人、和尚、道士、歌女、厨师、画家、村夫野老，甚至妖魔鬼怪。
他自己曾得意地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可就是这个“见天下无一不好人”的乐天派，一生经历了无数次“好友操作”：有人给他点赞留言，有人把他设为特别关注，也有人毫不犹豫地把他拉黑删除。有人为他两肋插刀，有人插他两刀。
今天，我们就来翻翻苏轼的朋友圈，看看那些点赞的、留言的、拉黑的人，都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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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朋友圈里第一个置顶的，应该是张方平。
至和二年（1055年），20岁的苏轼跟着父亲苏洵去拜见益州知州张方平。苏洵本来是想征求张方平的意见，让两个儿子应考乡试。张方平看了苏轼的文章，眼睛都亮了，直接说：别考乡试了，直接进京参加会试！
他还自掏腰包，资助三苏父子进京的盘缠。
张方平比苏轼大29岁，属于忘年之交。
熙宁十年（1077年），张方平想劝阻朝廷与西夏开战，他自己不动笔，请苏轼代写谏书。
神宗看了很重视。
最让人感动的是元丰二年（1079年）的乌台诗案。苏轼被下狱，人人避之不及。这时已经退休的张方平却奋不顾身上书朝廷，指出苏轼“但以文辞为罪，非大过恶”。他让儿子张恕带着书信去登闻鼓院投递。张恕胆小，在门口看见卫兵森严，不敢进去。
苏轼后来被定罪，张方平因与他交往被罚铜30斤。
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人的友谊。元祐六年（1091年）张方平去世，苏轼为他写墓志铭和三篇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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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苏轼的朋友圈有“点赞狂魔”，那一定是欧阳修。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参加科举。
主考官欧阳修读到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惊为天人，说：“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这句话后来演变成成语“出人头地”。
欧阳修不仅在考试时给了苏轼高分，之后更是逢人便夸。
苏轼在老家读书时就仰慕欧阳修，如今被偶像这样点赞，心里别提多暖了。
这份师徒情谊延续到了下一代。
苏轼让次子苏迨娶了欧阳修的孙女，两家结为姻亲。
欧阳修去世19年后，苏轼还为他的文集作序，高度评价恩师在宋代文坛的地位，说他是“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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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常这个名字你可能不熟，但他的外号你一定听过：“河东狮吼”的那个男主角。
苏轼和陈季常的缘分很有意思。
季常的父亲陈希亮是苏轼的上司，处处刁难他。
但季常和父亲完全不一样，淡泊名利，不爱做官。
嘉祐八年（1063年），苏轼在凤翔与陈季常相识，一见如故。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被贬黄州，正好陈季常也住在黄州。他没有因为苏轼是“犯官”而避嫌，反而处处照料，送钱送物。他在黄州有一定声望，还用自己的名气帮苏轼提升社会地位。
季常经常造访苏轼，两人诗酒唱酬，推心置腹。苏轼知道季常怕老婆，写诗调侃他：“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
这就是“河东狮吼”的来历。
他们都是成语制造机。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遇赦离开黄州，季常专程送行，一路送到九江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后来苏轼被贬惠州，季常不顾朝中党争惨酷，亲自主持刊刻《苏尚书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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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是苏轼朋友圈里最复杂的一个。被拉黑又加回。
他们是同科进士，都是嘉祐二年（1057年）考上的。章惇这个人有个怪癖，他看侄子章衡的名次比自己好，竟然不服气，两年后又重考了一次，还考了个甲等。
年轻的苏轼被章惇的才气和胆识吸引，逢人便说：“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两人亲密到什么程度？
宋人笔记记载，有一次章惇坦腹而卧，摸着自己的肚子问苏轼：“你说这里面都是些什么？”
苏轼说：“都是谋反的家事。”
章惇大笑。连“谋反”这种掉脑袋的话都能开玩笑，关系非同一般。
可后来，两人因为政治立场分道扬镳。苏轼入旧党，章惇属新党。
乌台诗案时，章惇的表现让人感动。别人都躲着苏轼，章惇却写信安慰，出手相助。宰相王珪拿“蛰龙”二字挑唆，章惇据理力争，还怼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个家族倾覆吗？”
可到了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拜相，成了新党的铁腕人物。
他对旧党疯狂报复，苏轼被一贬再贬，最后到了海南儋州。
章惇这是要置他于死地。
世事难料。
戏剧性的是，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去世，章惇罢相被贬雷州。
苏轼遇赦北归，听到消息，不但没拍手称快，反而写信给章惇的外甥，说雷州虽远但并无瘴疠，让他宽心。
章惇的儿子章援写信求助，病中的苏轼亲笔回信：“轼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
什么叫胸怀？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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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是拉黑后拉回来了，但在苏轼的朋友圈，还真有一个人被永久永久拉黑，那就是程颐。
程颐是理学宗师，端肃持重，为人古板。
苏轼性情豪迈通脱，两人完全不对付。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程颐主丧。那天苏轼和百官参加完明堂祀典，想去祭奠司马光，却被程颐挡在门外。程颐说庆贺和吊唁不能在一天，还搬出孔子“哭则不歌”的话。
有人反驳说：“孔子虽然说过‘哭则不歌’，但没有说过‘歌则不哭’。”程颐坚持不放行。
苏轼等得不耐烦，大声说程颐是“鏖糟陂里叔孙通”——从烂泥坑里钻出来的冒牌叔孙通。这话极尽嘲讽，程颐在百官面前颜面扫地。
从此，程颐彻底拉黑了苏轼。
他的弟子朱光庭、贾易等人也将苏轼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这场口舌之争演变成了蜀党和洛党之间长达几十年的相互倾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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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还有一个朋友叫王巩，是真正的一世好友。
王巩出身名门，祖父王旦、父亲王素都是高官。
他还是苏轼恩师张方平的女婿。关系比较复杂，也正因这样的关系，大家才更加有粘性。
乌台诗案中，受牵连的24人里，最惨的就是王巩。
他被贬到了宾州（今广西宾阳），比苏轼的贬所还远。苏轼对此满怀抱歉，说王巩“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他一度不敢给王巩写信，怕对方怨恨。
可王巩压根儿不在意。到宾州后，他主动给苏轼写信，对牵累之事只字不提。
苏轼恨自己小人之心，对这个朋友有了更深的认识。
此后几十年，两人联系从未断绝。
苏轼在王巩面前可以尽情吐槽，末了还不忘加上一句：“勿说与人，但欲老弟知其略尔。”这是把对方当成了唯一的树洞。
苏轼还反反复复叮嘱王巩远离女色保重身体，王巩后来说：“平生交游，十年升沉，惟子瞻为耐久。”
有研究者统计苏轼一生与人交游的频率，发现高居榜首的正是王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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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说王安石。
两人在政治上是对头。苏轼曾写《上神宗万言书》全面攻击新法，矛头直指王安石。王安石也不客气，想方设法把苏轼驱逐出朝廷。
可元丰七年（1084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苏轼离开黄州，路过金陵，去拜访已经罢相的王安石。
王安石穿着便服，骑驴前来迎接。苏轼上前迎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
两个从政坛上走下来的文豪，相伴月余，同游山水，谈古论今。王安石感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也作诗：“从公已觉十年迟。”
一次，苏轼想对王安石说些朝廷的事。王安石以为他要重提旧怨，脸色都变了。等听清苏轼讲的是对朝廷用兵和兴狱的不满，他脸色才缓和下来，最后还叮嘱苏轼不可泄漏这番对话。这番叮嘱，说明他已经把苏轼这个宿敌当成了知己。
……
苏轼一生交友上千人，有人为他两肋插刀，有人插他两刀。可他至死都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这不是傻，这是境界。
他曾被章惇往死里整，却以德报怨；他与王安石势同水火，却能金陵相会一笑泯恩仇；他被程颐拉黑，也不记恨；他被王巩感动，就用一生去回报。
有人说他的朋友圈是个“矛盾体”——既有政敌，又有密友；既有落井下石的小人，又有雪中送炭的知己。
可我倒觉得，正是这些复杂的关系，才让他成了那个独一无二的苏东坡。
如果他只和喜欢他的人来往，只和认同他的人交往，那他可能只是一个平庸的文人。正因为他的朋友圈里既有张方平、欧阳修的点赞，也有章惇、程颐的拉黑，才让他的人生有了起伏，让他的文字有了温度。
他曾对门人说：“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薪火相传，才是他朋友圈最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