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到中国历史上最丢人现眼的王朝，堂堂大宋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某种程度上就连晚清都得瞠乎其后——后者好歹还扯着块名为“半封半殖”的遮羞布呢，前者在靖康之变中干脆就国破家亡了。然后徽钦二帝的一大家子被抓到女真人的老家去表演游街献俘，还被迫行牵羊礼，堪称是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
要不岳武穆怎么会恨得要“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当然这话说得并不准确，毕竟赵构又整出了南宋这么个半壁江山嘛。所以“空前”可以画上句号了，但“绝后”可不行，老赵家还得继续丢人现眼。
要说南宋152年间堪比靖康之耻的丢人事，有人可能会想到搜山检海，会想到莫须有和风波亭，此外还有绍兴和议、端平入洛、恭帝出降、崖山投海什么的，简直是数不胜数。
但我觉得，这些历史事件留给后人的耻辱感都没法跟“函首安边”相比。
那么何为函首安边？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南宋朝廷为了跟金国达成和议，不惜称臣、割地、赔款，可女真人还是不满意，非得在投降书中加上这么一条——要求宋宁宗赵扩君臣将主战派韩侂胄和苏师旦的脑袋割下来，然后送到金国展览示众，以达到羞辱和震慑宋人的目的。
在大约700年后的庚子国变中，“我大清”的那位因丧权辱国而遗臭万年的太后对洋鬼子的一大堆无耻且无理的要求一概照准，唯独对“严惩祸首”这一条款坚决不肯退让。直到最后被逼进墙角才不得不做出妥协，使得“函首安边”成了《辛丑条约》中最后才被确定下的内容。是因为载澜、载漪、赵舒翘、毓贤这些宗室、重臣的脑袋有多金贵？这就有点扯了，对于一个帝王而言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但两条腿的臣子却从来没值过多少钱。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割地赔款都磕巴不打一下的批了，连京师都让洋鬼子驻兵了，她还在乎多摘下120多颗脑袋？
因为连这个祸国殃民的老娘们都知道，载澜、载漪们的脑袋在平时可能不值一文钱，在此时却有千钧之重——这涉及到了一个王朝乃至一个民族最后的尊严和底线。
可在700多年前，史弥远和林大中等主和派却毫不在乎的建议赵扩答应女真人的要求，因为“与其亡国，宁若辱国”（《齐东野语·卷三·诛韩本末》）嘛。于是宋人将已经死去多时的韩、苏二人开棺戮尸，然后乖乖的将其首级拱手奉上。
也不知道是真的尊重英雄还是为了进一步的恶心宋人，女真人非但没有虐待韩侂胄的遗体，还将其妥善安葬，甚至追封为忠缪侯——何为“忠缪”？忠于为国，缪于为身是也。对于一个被自己人列入《奸臣传》而遭万世唾骂的人物，却收获了来自他最痛恨的敌人如此评价，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
后来有人说，若是韩侂胄和岳飞能生在同一个年代，何愁难雪靖康耻？
可很少有人注意到，要是老韩没被史弥远暗杀掉而是能继续掌权个十年八年，没准后来祸害了明清两朝的朱程理学真的就会让这位权臣给“辣手摧花”了。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庆元党禁”这件事了。
01
说到南宋的奸贼，很容易让人想到的3个名字就是秦桧、韩侂胄和贾似道。毕竟一部《宋史·奸臣传》中，南宋一朝有幸列名其上的只有7人，而这3位仁兄又是最出名的。
抛开人品私德不谈，韩、贾二人与秦桧却是截然不同的。首先，韩贾是坚定的主战派和改革派，而秦桧是顽固的主和派和保守派；其次，秦桧是标准的士大夫，而韩贾身上最显眼的标签，则是外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按照当时主流的舆论——当然是所谓的“士林”观点，秦桧的作为并没有多出格，相反韩贾才是真正的异端。
否则为啥名列《奸臣传》的尽是些主张变法或革新的人物？而像蔡京、秦桧之流要不是捅的娄子太大、影响太坏，没准也能像史弥远一样逍遥法外。
贾似道为了挽救朝廷财政强推公田法和打算法，这就是跟满朝文武和地方豪绅的钱包过不去，不弄死他并将其批倒批臭简直就没有天理了。至于老贾一下台，满朝的忠臣义士们就将谢太后和赵㬎这对孤儿寡母扭送出临安城献给蒙古人这码事，谁在乎？
当然钱财乃是身外之物，老贾抢走了他们还能再夺回来，就算赵家皇帝倒台了他们还可以从蒙古人那里搞。可要是士大夫赖以存身立世的理论依据都被砸烂推倒了，那他们想当胡汉三回来反攻倒算都得成为一种奢望。
所以相比贾似道，主导庆元党禁、大力倡导禁毁朱程道学的韩侂胄才是士大夫最痛恨的那个人：
“因韩侂胄反道学，长期遭到程、朱门徒的咒骂。元代修《宋史》，特立《道学传》崇程朱，又依南宋《国史》立《奸臣传》，不列入史弥远，反而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辱骂他是“奸恶”，完全颠倒了历史的是非。后世史家立论，或沿袭旧说，也不免有失公允。”（《中国通史·第四编·第二章·第七节》）
那么庆元党禁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绍熙五年（公元1194 年）起，韩侂胄为了打击政敌、右丞相赵汝愚，就拿后者举荐的焕章阁侍制、道学总瓢把子朱熹当靶子集火攻击。到了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老韩虽然如愿搞掉了赵汝愚和朱熹，但起源于北宋的道学在此时已经成了气候，朝野上下遍布着朱熹的孝子贤孙，所以他的这个举动显然是捅了马蜂窝，成了众矢之的。
不过韩侂胄既然已经被定性为为权臣，自然不会在乎所谓的民愤。相反倒越是有人跟他对着干，他就越兴奋。
在韩侂胄的指使下，先是有御史中丞何澹上书请禁道学，然后吏部侍郎糜师旦和右正言刘德秀请旨甄别“邪正”，凡属道学一派的官吏当然都算是不走正道的，几乎被一网打尽。
到了庆元二年，道学干脆被赵扩定性成了“伪学”。在这一年的科举中凡是鼓吹道学义理的学子，卷子统统被打上大红叉，连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典籍都被列为不能引用的禁书。越斗越开心的韩侂胄甚至还想直捣黄龙，让监察御史沈继祖想办法搞死朱熹。
小沈也不负众望，不但炮制出老朱勾引尼姑的桃色新闻、让道学家的伪君子形象深入人心，还实打实的列举了朱熹的十项罪名，最终让赵扩取消了后者的“退休待遇”（罢祠就是免去寄禄官之职，再也没有工资可领）：
“熹剽窃张载、程颢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粗食淡，衣褒带博，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潜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公不廉等十罪。乞褫职罢祠，其徒蔡元定佐熹为妖，乞送别州编管。”（《宋史全文·卷二十九上·宋宁宗一》）
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随着朝散大夫刘三杰上书将道学的罪名由“伪党”升级为“逆党”，庆元党禁达到了高潮，并仿效元祐党人碑的做法搞出了个《伪学逆党籍》，将道学派的头头脑脑们统统拉进黑名单，不但永不录用，还要让他们遗臭万年：
“于是伪学逆党得罪著籍者，宰执则有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四人，待制以上则有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章颖、郑湜、楼钥、林大中、黄由、黄黻、何异、孙逢吉十三人，馀官则有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芳、项安世、李埴、沈有开、曾三聘、游仲鸿、吴猎、李祥、杨简、赵汝谠、赵汝谈、陈岘、范仲黼、汪逵、孙元卿、袁燮、陈武、田澹、黄度、詹体仁、蔡幼学、黄颢、周南、吴柔胜、王厚之、孟浩、赵巩、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则有皇甫斌、危仲壬、张致远三人，士人则有杨宏中、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傅、徐范、蔡元定、吕祖泰八人，共五十九人。”（《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宋纪第一百五十四》）
《伪学逆党籍》的出炉既是庆元党禁的最高潮，也是这一运动即将步入尾声的开端。在韩侂胄看来，赵汝愚和朱熹在此前后都死掉了，朝中道学派的骨干们罢官的罢官、远窜的远窜，剩下的要么已经被定罪量刑，要么吓得噤若寒蝉，再也闹不出什么幺蛾子了。
毕竟老韩收拾道学派的目的就是清除朝野中一切反对的力量和声音，保证自己大权在握，可以不受掣肘的去干一件大事，那就是北伐。
没错，就是北伐金国，收复故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韩侂胄精心准备了数十年的时间，庆元党禁仅是他为了排除各种艰难险阻而施展出来的手段之一，除此之外像是绍熙内禅、崇岳（飞）贬秦（桧）、独掌朝权、整军备战等韩侂胄亲身主持或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一件事，那就是北伐。
既然成天嚷嚷着和平、反对战争的道学派已经被打垮，不足以成为北伐的阻力了，那么韩侂胄也没工夫在他们身上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相反为了缓和矛盾和减少阻力，到了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他还主动建议赵扩放松对于道学派的限制，给赵汝愚平了反。
反正为了给北伐铺路，韩侂胄不惜一切代价。只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早就被道学家们恨得咬牙切齿，哪怕是跪地求饶，也没可能被放过了。
02
韩侂胄为啥对北伐怀有如此大的执念？理由是家恨国仇。
韩侂胄的曾祖，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宋名相、号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的魏郡王韩琦，伯公韩忠彦也在徽宗朝出任过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再加上韩侂胄这个平章军国事，老韩家一门三相，而且还横跨南北两宋近百五十年的时间，影响力之大堪称是宋朝第一世家。
更重要的是在相州（今河南安阳）这块地盘，那就相当于老韩家的独立王国。自韩琦数次知（或判）相州以后，其孙韩治、曾孙韩肖胄相继知相州，并分别筑昼锦堂、荣归堂、荣事堂以显尊容。
可以说相州就是老韩家的门面和底蕴所在。可是一场靖康之变后，相州被女真人抢跑了，姓韩的不是被宰掉了、被奴役了，就是被撵到江南去了——老窝被人端了、祖坟被人刨了，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就像两晋时对北伐最上心的都是被迫南渡的北方士族一样，南宋一朝对收复故土、直捣黄龙最坚决也最玩命的，也是两个相州人。
一个叫岳飞，一个叫韩侂胄。
这是家恨，还有国仇。
韩侂胄除了是名门之后外，身上还有着一大堆说出来吓死人的标签。比如说他是宋神宗赵顼之女、唐国长公主的亲孙子，还是宋高宗赵构的皇后吴氏的外甥（韩侂胄的老婆还是吴皇后的侄女，亲上加亲），当朝宋宁宗赵扩的皇后韩氏还得管他叫一声“叔祖”……
也就是说韩侂胄是牌子最硬的皇亲国戚。所以他压根用不着考什么科举，生下来就能做官，天生就高人一等，一辈子啥都不用干就能安享荣华富贵。
像这样的蛀虫和吸血鬼在任何王朝都不稀罕，但韩侂胄显然是其中的异类。他很清楚自己的优渥地位和安乐生活从何而来，更明白大宋朝这艘船要是沉了，他的好日子也就没了。
所以韩侂胄一直坚定认为偏安江南一隅只能苟活于一时——无论是大宋朝想要长治久安还是老韩家想要永葆辉煌，都得打败女真人，收复中原故土。
可问题是皇亲国戚无论在南北宋都是被当猪养着、当贼防着，染指权力就是妄想。别人不说，那帮文官士大夫就能将韩侂胄打入十八层地狱。
但世界就是这么奇妙，因为有一天居然会是文官士大夫求着韩侂胄踏入政坛。
从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开始宋光宗赵惇的身体就出了问题。然后就出现了“帝疾由是益增剧，不视朝，政事多决于后矣”（《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列传第二》）的诡异状况，也就是说野心勃勃的皇后李凤娘接手了大权，一门心思的想当第二个武则天。
尽管两宋的士大夫有着一身的臭毛病，但绝不会像前唐那样惯后妃的病。想当初章献皇后刘娥刚想“雌起”一把，就被鲁宗道、薛奎等大臣喷了个体无完肤，最终功亏一篑。这回李凤娘也打算来这一出，文官士大夫干脆连嘴炮都懒得跟她打，直接准备动刀子。
不过干这种事很容易掉脑袋，所以必须找个伟光正的人物当“带头大哥”。可问题是内禅的宋孝宗赵昚和在位的宋光宗赵惇都是病秧子靠不住，于是以赵汝愚、郭杲为首的造反派就转变思路，准备让太皇太后吴氏当“带头大嫂”。
可问题是吴大嫂已经80多了，压根就不想掺和这种破事。再加上不便于频繁出入宫廷，赵郭等人无奈之下只好找到韩侂胄当中间人并许以厚报，这才打动了深爱大外甥的吴大嫂。
在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五日太上皇赵昚的葬礼上，吴太后出面宣布赵惇退位、嘉王赵扩继位，是为宋宁宗——可以说赵扩能上台，吴太后居首功。可问题是老太太对权力压根没有半点兴趣，很快就撤帘还政。也就是说她老人家之所以站出来力挽狂澜，纯粹是给韩侂胄面子。
所以赵扩对老韩充满了感激之情，视其为最大功臣。这就招来了绍熙内禅的首倡者赵汝愚的各种羡慕嫉妒恨，当初答应给韩侂胄的节度使也不给了，还处处给他使绊子，于是赵韩矛盾爆发。
好不容易捞着个机会一展宏图的韩侂胄，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为了搞掉赵汝愚，他盯上了朱熹和道学派，这才搞出了庆元党禁。
老韩之所以看老朱不顺眼，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首先，赵汝愚是个道学派的狂信徒，所以推荐朱熹当上了赵扩的老师（焕章阁侍制兼侍讲）。而老朱又是个官迷，自然要对老赵投桃报李，就成天在赵扩耳朵边上说老韩的坏话。比如外戚祸国啦、汉唐的前车之鉴啦，所以韩侂胄那个老小子肯定包藏祸心，陛下最好将其贬官，远窜边荒就更好了之类的。
可赵汝愚还是宗室呢，跟外戚是一丘之貉，但屁股早就坐歪了的朱熹就是视而不见，只拿老韩说事。
其次就是南宋以来道学大兴，在朝堂上成了气候，便跟非道学派官僚间开始了分庭抗礼、朋党交攻。这本来不关韩侂胄什么闲事，可问题就在于这帮道学派大多是道德型、清议型士大夫，不但思想保守，对外政策上普遍主和，而且普遍就嘴皮子功夫厉害，办事能力就一塌糊涂了，这让崇尚事功、一心北伐的老韩如何能容忍？
新仇旧恨加一块，韩侂胄非得搞掉道学派不可，首当其冲的就是赵汝愚和朱熹。当然老赵的把柄也很好找：
“侂胄欲逐汝愚而难其名，谋于京镗，镗曰：‘彼宗姓，诬以谋危社稷可也。’”（《宋史·卷四百七十四·列传第二百三十三》）
话说两宋的宗室问题非常敏感，比如开国之初的那场“斧声烛影”。可是太宗一系传到赵构这儿，又不知道为啥脑子一抽把帝位传给了太祖一系的赵昚，赵惇、赵扩当然也是太祖子孙。而赵汝愚却是赵炅的八世孙，又是大权独揽的权相，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有点敏感而且让人浮想联翩了？
韩侂胄只要把这个话茬往赵扩那儿一捅，赵汝愚就立马倒台。而老赵一倒，韩侂胄在朝中再无敌手，像留正、谢深甫、陈自强、京镗这样的宰执，要是胆敢跟他对抗的无不以凄惨下台为结局，剩下的要么甘当傀儡，要么就沦为门下走狗。
在这种情况下，老韩想收拾道学派，还不跟老子揍儿子一样随心所欲？
03
虽然韩侂胄彻底惹翻了道学派，也甭管道学派后来有多么的嚣张嘚瑟，但这帮货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只有一张嘴好使，除此之外就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了。所以找韩侂胄报仇这码事，道学家们还真没这个本事这个胆儿，顶多能在事后鞭鞭尸、骂骂街啥的。
所以这事还得史弥远来干。
史弥远他爹叫史浩，还有个侄子叫史嵩之，也算是一门三相，但跟老韩家还是没法比。所以史弥远还得苦逼的考中进士才得以踏足仕途，哪怕仅从这点看，老史瞅老韩也不会很顺眼。
更大的分歧则在于政见。
史家三相，史浩经常被人挂上奸臣的头衔，史弥远更是堪比秦桧的巨奸，哪怕是名声还算不错的史嵩之，这祖孙三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都是主和派。
但史浩主和，理由是财政无法支持，军队又兵弱将庸，所以主张静观待变，而非一味反战；而史嵩之主和，也一点不耽误他对金、对蒙作战，还精心培养出了孟珙、余玠这样的国之良将。可史弥远呢？
是战是和其实他无所谓，史弥远唯一在乎的就是权力。
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韩侂胄发动北伐之役，但战局并不顺利，尤其是在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后，局势更加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在支持韩侂胄的赵扩开始害怕了，就想要跟女真人议和。
可是有韩侂胄在，议和基本就没有希望。但这却给了时任礼部侍郎的史弥远一个投机的机会——如果能干掉老韩，皇帝就能达成议和的心愿，他老史是不是就有机会往上爬了？
但史弥远想要单枪匹马弄死韩侂胄希望渺茫，不过他很快就找到了个可靠的盟友，那就是皇后杨桂枝。
那么老韩又是怎么得罪了这个姓杨的娘们？原来在那个管韩侂胄叫叔祖的韩皇后去世后，赵扩想续弦，但在杨贵妃和曹美人这两个人选间犯了难，就找来好基友韩侂胄商量。而老韩是个钢铁直男，不喜欢有心机的女人，就推荐了看起来比较呆萌的曹美人。
不知为何这回赵扩没听韩侂胄的，还是选了杨桂枝，而后者也不出意料的恨上了韩侂胄。
于是杨桂枝和史弥远一拍即合，指使其兄杨次山和中军统制、权管殿前司公事夏震，在韩侂胄上朝途中突然发动袭击，将其刺杀。
韩侂胄一死，已经快打到山穷水尽的女真人再没了顾忌，痛痛快快的与赵扩君臣达成了嘉定和议。而宋人付出的代价，“无非”是称臣、割地、赔款，再加上拿韩侂胄的脑袋“函首安边”而已，史弥远也如愿当上了权臣，真真堪称是皆大欢喜啊。
当然最开心的，还是非因此而起死回生的道学派莫属。
在明清时期几乎一统儒学的道学派，在两宋其实一直都不遭人待见。在北宋时二程所创的洛学被变法派归入旧党，程颐也入列元祐党籍，一直备受打压，屡遭禁绝。靖康之变后先后担任宰相的吕颐浩、朱胜非、赵鼎、张浚乃至于秦桧，甭管其政见如何，起码在表面上均以王安石的嫡系传人自居，所以要是能给道学好脸色就有鬼了：
“康侯疏言：‘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程）颐，是入室而闭其户也。’其后，（秦）会之再得政，复尚金陵（王安石），而洛学废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六甲集·道学兴废》）
这就是朱熹为了维护赵汝愚、打击韩侂胄连脸都不要了的原因。毕竟在大宋朝能出个道学铁粉的宰相是多么的不容易啊，简直比大熊猫还金贵。
不过兴奋过头的朱熹显然犯下了不该犯的错误，那就是得罪了他不该得罪的人。
话说张浚、秦桧等人崇新学、贬道学更多是为了表现一种政治态度，并不会把朱熹及其徒子徒孙怎么样，而韩侂胄则不同。老韩本身文化水平并不高，对学术之争也没啥兴趣，但就一条——别挡我的路，别耽误我的事。
老韩成天念兹在兹的事是啥？就俩字：北伐。而道学派整日唧唧歪歪念叨的大多也是俩字：议和。所以韩侂胄注定跟道学派八字不合，但并不意味着二者无法合作。
要知道朱熹可还活着呢。这位“朱子”被他的孝子贤孙们吹捧为自孔夫子之后两千多年来唯一的圣人，其影响力和号召力可不是盖的。只要他肯发话，甭管道学思想有多么保守僵化，没准也能对上韩侂胄的胃口。
毕竟儒家嘛，最大的特点说好听了是善于博采众长，说难听了就是压根不在乎“剽窃”别人家的东西。这种手段还是一脉相承的——从开山鼻祖孔老夫子起就这么干，到董仲舒与其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如说是“兼采百家，挂名儒术”，朱熹开创的所谓道学更是将二程的理本论、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道的宗教思想捏扁揉圆，再装进一个锅子里的大杂烩。再者为了出人头地，孔夫子不惜恍如丧家之犬般游说诸国，董仲舒为了讨好刘彻发明了君权神授，朱熹更是提出道德神学作为君主集权的理论依据。所以只要在当时权倾朝野的韩侂胄愿意扶持道学派，我觉得老朱压根就不介意再发明出一套宣扬“北伐有理，反对就是奸贼”之类的理论来。
只可惜朱熹这个圣贤是人封的而非天授的，所以既长不出前后眼也没本事算无遗策，所以押错了宝，逼得韩侂胄搞出了个庆元党禁。
04
史弥远弄死韩侂胄以后，当然要反攻倒算，于是当初被其打倒的道学派理所当然的得到了平反，可以光明正大的讲学、传播。蒙古灭金、宋以后，赵复和许衡等道学家因为投降投得利索，所以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和重用。而老忽本身又没啥文化，所以很轻易的就被道学家们忽悠得五迷三道，从此道学被广泛的尊崇和流传，并在有元一朝被抬举到了官学的地位，继而延续到明清。
既然道学得道升天了，那当年差点一棒子将其打死、还将“朱子”活活气死的韩侂胄，还能落着个好？
道貌岸然的道学家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在公报私仇，但还是理直气壮的将韩侂胄打入奸贼的行列，列出的理由有三条——权臣、兵败和奢靡骄横。
但这三条完全说不通。首先，南宋因为国防压力巨大且皇帝普遍怠政惰政，所以往往实行独相制。因此只要在南宋当上宰相而且还能坐得稳，那就是妥妥的权臣，想没权都不行，否则怎么办事？这是体制决定的，而非个人因素使然。其次，韩侂胄主持的开禧北伐确实败得有点惨，但如果打了场败仗就得被扣上奸臣的帽子的话，那可就好玩了——估计一部《宋史》都装不下两宋309年间多如牛毛的“奸臣”了。比如说韩侂胄的祖宗、号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的韩琦，就得比他的重孙子更奸；再如备受道学派推崇的张浚，那更是打败仗的行家里手，以至于连一向跟他关系不错的宋高宗赵构都看不下去了：
“浚用兵，不独朕知，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败，淮西之师，其效可见。今复论兵，极为生事。”（《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一·宋纪第一百三十一》）
这败得更惨的都没进《奸臣传》，为啥韩侂胄就得榜上有名？
至于奢靡骄横，两宋的那些有口皆碑的名臣贤相当中，除了范仲淹、王安石等寥寥数人外，又有哪个不是这副德性？
道理说不通，那就干脆不说，反正后来笔杆子一直握在道学家的手中，就把你挂进《奸臣传》中吊打风干，又能怎样？
这个世界总是以结果论成败，而没人管过程有多么无稽和可笑。所以现实就是道学家们赢了——你现在在街上抓十个人打听韩侂胄这个人物，除了压根没听说过的，恐怕有八个半得告诉你这就是个奸贼。
现在在网络上有一股仇视儒家的风潮，常见的论调就是把近代以来积贫积弱、丧权辱国的根由都归结到僵化保守的儒家思想上。但实际上该背这个锅应该是道学，而道学仅是儒家的一个思想流派，并不能完全代表儒家。
同是儒家，汉唐之时的儒生，手中持卷，腰间佩剑，口呼大复仇，胸中有家国，乃是上马能破军、下马能治民的厉害角色。哪怕是中唐至北宋以来儒生日趋文弱，但也毫不保守，在思想领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韩愈主张道统之说，周敦颐完美融合了道家无为和儒家中庸思想，邵雍痴迷于谶纬神学，开创了关学的张载更是古典辩证法的集大成者，即便是后来跟朱熹并称的程颐、程颢，他们所开创的洛学也远非后来我们所见的那般僵化和保守。
更有主张兴利的荆公（即王安石）新学和倡导以儒为宗，通过融通三教、兼采诸子的三苏（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蜀学，以及各具特色的齐鲁之学、闽学、楚学、徽学等思想流派。
那么最终为啥只剩下个道学独领风骚了呢？
前文说过，儒家是最擅变通的——基本可以理解为“金主”想要什么，他就能摆出个什么样的姿势。
中唐以前是华夏民族的青葱年代。在那个年代的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头百姓都是骄傲的、外向的、尚武的，而想要在那个年代混出头，你让儒家僵化保守一个试试？难道还想再尝尝老祖宗当年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滋味？
可是到了中唐、尤其是两宋以后，老大帝国日趋堕落，被各种异族打成狗。既然在外边逞不了威风了，道学派就顺势而为，一边帮着皇帝把臣子都弄成奴才，一边撺掇着男人们把心思都放在打老婆、训孩子上边。
一个只会窝里横，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打老婆的家伙肯定是男人中最没出息的，可那个时代就是如此，道学才会如鱼得水。
所以说就算韩侂胄没死于暗杀，还能继续将道学派赶尽杀绝，其结果也是再冒出个叫别的名的什么学派，继续鼓动人们当奴才、打老婆。
所以韩侂胄最终的命运，注定就是被拿来函首安边。哪怕这个丢人现眼到极点的行径，连道学家自己都有点看不下去：
“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
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
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
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胡未必然。”（《齐东野语·卷三·诛韩本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