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的志怪色彩《桃花源记》常常被当作陶渊明的虚构作品来理解。笔者认为，依据文体演变历史，将此文

视为志怪类，有助于深刻感受其主题。

一

在南朝梁萧统编的《陶渊明集》中，《桃花源记》是作为桃花源诗的序而存在的，诗才是重

点。桃花源诗具有文学虚构性，内容不一定全是渔人所述，比如诗中提及“商山四皓”。陶渊明

以此类比，说明天下大乱时贤人避世是常态。

桃花源诗体现的是陶渊明的理想，而《桃花源记》是用来说明确实有个轰动一时的渔人事件，

以至于“高尚士”刘子骥闹着去寻找。至于渔人所说之事的真假，以及桃源中人和渔人对话内容

的真假，陶渊明不能辨别。也就是说，桃源中人穿什么衣服，有没有人知道汉魏晋，他们与外界

到底有没有联系，这些都是渔人看来听来后传播的。如果渔人所言不虚，那桃源故事就是真的，

但不代表桃源中人说与外界没有联系等情况也是真的。

在古代，志人志怪的“记”不被当作文学作品。如《说文解字》：“记，疏也。”《广雅》：“记，

书也。”《公羊传·僖公二年》：“宫之奇果谏，《记》曰……”《记》即《史记》。《文心雕龙·史传》：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

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

《尚书》，事经则《春秋》。”

“疏”，就是一条条分开记录。书，就是记载、记录。《史记》，“记”强调记录性。从《说文

解字》到《广雅》，再到《文心雕龙》的解释来看，“记”不仅凭脑子，还要分门别类写下来，便

于“居今识古”。从理论和实践上讲，“记”重实录。事情纷纭复杂，因而《史记》有本纪、世家、

列传、表、书的编排分类。从《东观汉记》《晋记》等书名看，史传作品以“记”为主。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文学专论、三国魏曹丕的《典论·论文》没涉及志人志怪类的“记”，

可见三国时期还没有把“记”当成文学作品。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认为史传有文学

性，但书中也没有提到志人志怪的作品，可见在刘勰心中，这些作品没有文学性。萧统编的《陶

渊明集》把《桃花源记》作为诗的附属物收入了文选，并且仅此一篇；如果萧统没有将其收入，

它恐怕只是作为志怪类作品出现在陶渊明编的《搜神后记》里了。

二

志怪的鼻祖是东晋史学家干宝的《搜神记》。除了正史创作，他也记录奇人神怪轶事，书名

就是“记”。干宝在《搜神记·自序》中称：“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意思就是

通过搜集前人著述和传说故事，证明鬼神确实存在。可见《搜神记》不是干宝存心虚构的。文人

记录时，为增强可读性，对传说语言进行加工是必要的。清代《聊斋志异》的“志”就是“记”，

蒲松龄只是记录，不为真实性负责。

魏晋南北朝时，流行志人志怪。如西晋张华有《博物志》，南朝宋刘义庆有《世说新语》，南

朝宋祖冲之有《述异记》，等等。其中内容都是被作者当作真实事件记录而来，充斥着道听途说。

当时也有许多文人山水风俗记，如《荆州记》《荆楚岁时记》，也是侧重记录。

“记”被视为文学作品，是唐朝时候的事了。著名的《古镜记》传奇，还是有志人志怪的影

子，虽涉及当时名人，但事涉玄幻，令人生疑。后来，“记”又形成一种文学体裁，如唐代柳宗

元的《永州八记》，一直沿用到现在。第 2 页 共 2 页

三

《桃花源记》没有摆脱“记”重实录的时代性，不宜将其当作虚构作品来赏读，从文本本身

找出暗示虚构的元素。即使作品真是虚构，受时代限制，从文本自身也很难体会虚构性。即使现

在，如果教师不指出鲁迅的《故乡》《社戏》是小说体裁，学生几乎是不能单从文本出发来判断

的。

与后世传奇作品不同，《桃花源记》并没有涉及玄幻，渔人所述桃源风物普普通通，没有超

越那个时代的生活景象。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说：“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

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常意天地间若此者甚众，

不独桃源。”（《和桃源诗序》）也就是说，桃花源可能就是一个因交通不便而与外界没有多少来往

的地方而已，不是世外仙境。陶渊明把这则故事写出来，应是相信当时武陵山区尚有未归王化之

地。特别是刘子骥“欣然规往”的事，更突出其现实性。

桃花源的吸引人之处主要在于那里没有动乱、没有王税，安定的生活不再是空想。这样更能

与外界形成强烈对比，更具现实意义。桃源人叹惋外界的境况，也仅仅是觉得外边很乱，而不是

认为自己的生活多么幸福，因此才会说“不足为外人道也”。一般说来，在和平时期，山外生活

要好于交通不便的山居生活，因此如果没有动乱，没人希望隐居山中。《桃花源记》中，离开适

宜耕种的平原逃往深山老林的生活让世人羡慕，突出了其反对动乱、对现实不满的深刻主题。

河北省沧县实验学校教师 尹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