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楼春晓》是由李铁指导于1953年上映的电影，故事则亦发生于50年代香港的其中一栋危楼内。一栋岌岌可危的破旧的空间狭窄的单元楼内同时住着收租人与合租人，大家一起公用厨房与卫生间。这栋危楼在影片中是一个重要意象，电影利用“群居架构“一左派电影中常见的一种典型情节架构，加上社会写实的表现手法，几乎把所有情节发展禁锢渝这狭小拥挤又肮脏的空间内，汇聚每家代表的不同身份的住户，有知识分子罗老师，舞女白莹，出租车司机威哥一家，差点被赶出楼的二叔一家，二房东三姑一家，放高利贷的黄大班一家以及投靠亲戚的女佣阿芳，而好几个主人公最后都面临了失业，将整个境况危机的大社会微缩入一栋危楼以反映底层人民的显示境遇，及住就业与房屋紧张迫于合租的邻里之间关系纠纷问题的严峻。实际上，香港古今大社会一直就面临着住狭窄小房与难找工作的现实问题，除了像罗老师的亲叔叔那般拥有收租公司真正实现财务自由的为数不多不用与人同住危楼的一类人，同时又在历经被割让又移交的像被物品一样作为交换的过程中挣扎地寻找着自我的根与迷惘的希望的精神压力。然而此电影终究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带有美化色彩，住房在香港仍是个大问题，放眼观望整个香港，几乎满城破旧高楼，影片中背负着众多的香港人民仍旧满怀希望，邻里之间热情洋溢，所谓的being surveilled亦早已习惯。然而实际底层小市民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没地方住只得栖息于以铁丝网隔开的”笼中“则被纪实于张之亮拍摄的于1992年上映的香港社会写实电影《笼民》内。于是，”危楼“似一团化不开的阴影笼罩着影片中的主人公，亦笼罩着充斥住房问题的整个香港城。
于是，我买了塑料板按照《危楼春晓》里主人公们合租的危楼模板拼装了一栋缩小版模型（14*4.5*4 cm），并故意弄倒它以表示其岌岌可危的状态。这里，我的目的是创造出一种与影片中主人公们最后被告知的危楼即将面临倒塌的严峻问题，危楼要倒了，香港本土文化会倒么？香港自家的电影产业走到尽头了？香港下一代何去何从？然而影片结尾部分真正被终于倒塌的危楼压死的只有放高利贷的资本主义者黄大班，反而是工人阶级的其他住客与知识分子罗老师幸免于难，而罗老师亦是在重商轻文的殖民社会中“异化”，及“卖身”给身为自己的亲叔叔的资本家后替其收租欺压工人最终被威哥这个秉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集体理念从仅追求个人安逸的态度回归到群众身边凑钱并捐血于威嫂才侥幸逃生。这也是四五十年代新民主主义文艺理论下大众不代表庸俗反而是知识分子应该追求的乌托邦化的理想产物，同时从侧面烘托出像黄大班类自私自利的行为在当时大抵普遍。此外，影片中同“楼”共济的租户们互相亲切称呼对方“三姑”，“二叔”，“大家姐”反而僵化拥有血缘关系的主人公如黄太太得知丈夫强暴从乡下来投奔的远房表妹阿芳后刻薄近乎虐待，以说明缺乏“经济资本”及祖传土地或亲族家产的市只得亲情转至近邻，借以讽刺后九七香港特区政府要港人忍受“官商勾结”式土地发展的宰制，欠缺"经济资本"又要风雨同舟来硬啃“香港精神”，自此政治意识已有雏形。
由于左派电影讲究“家国同构”之理念，即以“家”为中心的集体主义精神，突出“以港为本”与“以人为本”的情怀，整部影片叙事温婉，对人情人性的描摹颇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租户们虽然住在破旧的危楼仍不改纯静的心灵，让他们携手坚定向前的不是等待经济的变好，而是人心不死的期盼，及严酷的资本主义生存环境下，唯有邻里之间相互帮助才能解决面临的困难。于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个口号作为由中国文化毛笔书写的八个字与影片传达出的中心思想便成为了“危楼”带来的社会困难的对立面，既具有香港社会的特色又有传统文化的印痕，更有香港寻“根”的含义。继而，我买了一块大小与缩小版危楼模型差不多的带有宣纸的木制书签，用小毛笔写下了这八个字，再故意放倒模型，令木制书签支撑住歪斜的模型。这样做的寓意吻合香港市民集体主义的社会文化，从而解决住在危楼面临的各种问题，然而仅有这种精神来解决问题仍旧令港人看不到尽头，唯有政府出面例如放开土地修建楼房解决住房问题才能真正让市民充满希望。不过，携手共同度过眼前困难属于香港自家特有的文化，它被《危楼春晓》这部电影成功地诠释出来，香港本土的电影亦如这座“危楼”一样看似摇摇欲坠，实则根基牢固并有本地以及境外集体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