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宫玉河  原刊于《穗》文学期刊2017年第二期  金穗文学社出品

树上的知了依然在成片地嘶鸣，但明显没了盛夏时的气势。

小麦早已颗粒归仓，棒苗儿已经拱出村南村北的田野地皮，村子四周，金地毯换上了绿地毯。

只有中午时分，太阳还能发威一下它的烈焰，一早一晚，人们开始脱去短袖，穿起了长衫。

九月底，天凉好个秋！

母亲依然每天早晨上工。因为，一天劳动下来的工分是10分，早晨可以挣到2分。

“立平，队上通知，学校开学了，你明天早晨吃饭后去上学吧！”。

这天，母亲上完早工回来，吃过饭后一边刷锅，一边唤着我的小名儿。

事情来得突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不过，我早就知道，小孩长大了，早晚得去上学。

学校在村西南，出门顺着胡同向南走100米，再向西100米就是。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便在母亲的命令和注视下走出家门，迈出了自己求学历程的第一步——没有书包，两手空空，衣服也不是新的，一如在家时的穿着。

期盼吗，没有，恐惧吗，似乎也没有。对于上学，我没有什么感觉，去就去吧，别人家的小孩儿也去，咱也去。当然，村里的孩子们，也有从没去过的，也有上到半截辍学回家的。

整天在村子里游逛，我知道不少小孩的秘密。

出得角门，抬眼一看，一个人再熟悉不过的背影——我的前院邻居，小名叫“老D”的，我平时见到他都称呼“老D”哥哥。

他大约30来岁，身体健硕，满脸的肉。说话嗓门高，脾气大。他是学校唯一的老师，村民都敬他几分。

他正好出门，应该是去学校。

“揍嘛去？”，走在前面的他，似乎听到后面的脚步声，扭头一看是我，问道。

“去上学”。我回答。

他停下脚步，上下端详我一下，随即眼睛一瞪，面有愠色，手指着我的裤子，说道：“你看你，穿的破裤子！”随后，扭过头去，兀自前行。

我顿时感觉自己的脸热辣辣的，被羞辱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当然，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因为——我还穿着开裆裤。

虽然父亲是老师，但我的家境并不算好。

除了母亲几乎一天不拉地上工挣工分外，父母为了增收，在家养猪生崽卖钱。有一次，父亲在自行车后座上绑好了一个柳条筐，把十来只小猪仔放进去，让我坐在车梁上，爷儿俩到距家15华里的城里赶集卖猪。一上午，人来人去，光问不买，过了晌午，一只猪也没卖掉，无奈，爷儿俩只好饿着肚子赶回家。

临出门前，在父母的对话中，我就听到，家里没钱了，母亲叮嘱父亲，如果赶集卖了猪，中午可以在集上买点吃的。可是，父亲宁可饿着肚子，也舍不得把猪仔便宜卖掉。

父亲本来身体瘦弱，加上后座上的猪仔又沉，一路上，他骑车子的速度特别慢，特别费力。我坐在车梁上，恨不得替父亲蹬车，可惜我当时还小。

经济上如此窘迫，父母舍不得买新衣服，也没钱打扮我和两个妹妹。

被“老D”的一顿奚落，我上学的想法一下子破灭了。我放慢了脚步，逐渐和“老D”拉开了距离，再后来，趁他拐弯，我干脆转身回家了。

“我不去上学了！”我态度坚决地对母亲说。

“要不明年再去吧”。母亲对我上学似乎不很急切，也没问我为什么。再说，村里对谁家孩子去上学，也有一搭无一搭的，完全自愿。村民的孩子，大致上还在继续上演“放羊-生小羊-卖钱-娶媳妇-生孩子-放羊”的连续剧。

其实，我心里明白，母亲有苦衷——父亲当老师，奶奶常年卧病在床，爷爷给生产队喂牲口，村里还是大集体，母亲得天天上工，我下面两个妹妹需要我照看，！

此外，或许母亲认为，上学也没有啥前途。多少年了，邻村一个大队长的儿子被保送去了聊城师范学院，这样的馅饼，是不会轻易落到平民百姓家的。

村里还有不少文盲，邻居大娘的儿子“小蛋”就是其一，他一辈子不识字，还娶了一个不识字的媳妇。

送孩子上学，当父母的初衷，不过是培养一个识字的人，方便今后的生活罢了。

这一年，我八岁。

九岁那年，1972年，母亲意识到不能再耽搁我读书的事。她命令稍大些的大妹则接替了我的工作，负责照看小妹。

小学是和邻村合办的。一座三间平房，中间贯通，门朝东，门前是一个大空地，再往东是一个小树林。

我入学时大约30多个学生。一至三年级合堂，低年级的同学在最前头。一个老师对着三个年级的同学分别讲课，给一个年级的同学讲课时，另两个年级的同学就低头做作业，互不干扰。课余时间，我们就在教室门前的空地上玩耍，也到小树林里面围着树追逐嬉闹。听到老师吹哨，就跟群燕归巢一样，纷纷奔回教室继续上课。

一年级初期，我们开始认写阿拉伯数字，别的数字很快就认识了，也会写了，可是写8时，我的手指就是不做主，甚至为了让8的笔画拐弯，我的身子几乎就快扭曲了，还是写不直，写着写着，8就成了“∞--无穷大”的符号，自己都感到别扭。

“老D”来回巡视检查我们的作业，当看到我把8写成无穷大时，立马火冒三丈，扭着我的耳朵，把我从凳子上提溜起来，训斥道：“你小子写的嘛玩意儿？！”。

我的耳朵被他有力的手指拧得打了卷，不但疼，还火辣辣的热。

这是我第一次被老师体罚，后来还被扇过耳光。

其实，在班上，我挨打还算少的，有的同学经常挨打，那些经常挨打的，都是学习上的“笨蛋”或者喜欢打架、惹是非的“皮孩子”。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让“无穷大”从平躺，到半立，再到直立。不过，一旦启蒙，我就很快入门了，学习成绩在同学中脱颖而出，有时走在路上，村人也会夸奖几句，我内心得意极了。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上小学5年级。这一年，我似乎感觉到这一历史性政策将给自己的命运带来某种变化。村里大约有五六个放下书本干农活的玩伴，重新拿起了课本，欲挤上呼啸而至的高考列车。他们时常聚拢在一起，谈论考试的事情，交流复习的心得，互相学做考试题。也有几次到我家，向我爸爸请教政治课和考试的问题。

我也被感染了，因为，能上大学，是非常“高大上”的事情，俺们村，多少年没出大学生了。

父亲告诉我，解放前，村里的大学生都是地主王家的，只有有钱人家的孩子才上得起大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包括父亲在内的三个村人有两个考上了中专，一个上了大学，之后，再也没人进入大学校门。对俺们村的孩子们来说，大学似乎是月宫嫦娥，令人艳羡又高不可及。

这些存于我脑海的事例，让我在1977年高考恢复后，内心充满了对大学的憧憬和向往，也对大学生心生尊崇和钦佩。

转眼五年小学生活过去了，我转到距家3华里的于庄中学就读初中。后来通过发奋学习，以优异成绩考入县一中，并于1983年考入省城一所部属中专，参加工作后参加了高考自学，终于圆了大学梦。

事过多年，联想起那些中间辍学的伙伴，我内心仍然对当初处于困境之中的母亲充满了感恩与敬佩。对当初那个并不怎么待见我的“老D”老师的愤懑之情，也随着岁月的流逝烟消云散了。

（原刊编辑：赵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