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周
园区里一棵棵高大的槐树开了花，白色的，紫色的，一串串垂在绿叶间，像挂了满树的璎珞。夫人这几日总喜欢从窗口往外看，出门路过也要抬头望几眼，夸那紫色的花“真好看”。好看是真好看，可是能吃么？前几天还见过有人拎着塑料袋，摘那白槐花回家，说是蒸着吃、炒鸡蛋吃，从没见人碰过紫槐。问人，说不提倡吃，说是观赏用的，花青素偏寒性，过敏体质的人吃了会浮肿，大概是这个缘故——总归，紫槐只管好看，白槐却好看又好吃。
槐花的吃法不算多，却样样清爽。新鲜的槐花洗净，裹一层薄薄的面粉，上锅蒸熟，拌上蒜泥和香油，咬一口，满嘴都是春天的清香，甜丝丝的，淡雅得很。也有焯了水凉拌的，炒鸡蛋的，做汤的。连蜜蜂都知道它的好，采了去酿成槐花蜜，金黄透亮，甜而不腻。
说起中国人吃花，可是有年头了。上古之时，鲜花和草木一样，就是充饥果腹的东西，《诗经》里已有采摘兰、荷、菊等植物入食的记载。商初大臣伊尹就善于以“寿木之华”烹饪佳肴，想想看，三千多年前的厨子已经在琢磨树花的吃法了，这舌尖上的智慧，当真源远流长。
到了唐宋，食花便蔚然成风了。唐人把桂花糕、菊花糕当作宴席珍品，皇室尤盛。《隋唐佳话录》里记了一桩雅事：武则天每逢花朝日，便命宫女采集百花，捣碎与米同蒸，制成“百花糕”赏赐群臣。一代女皇赏花之余还要吃花，把满园春色都揉进了糕点里。宋人更是花馔的集大成者。南宋林洪写了一本《山家清供》，百余种食谱里，花馔便有十余种：栀子花煎、梅花粥、莲房鱼包、雪霞羹，光听名字，已然香了半截。苏州籍的美食家，把吃花写成了一本文学，后世袁枚、汪曾祺的清雅笔调，大约都有他的影子。宋人吃花，吃出了雅致，也吃出了讲究。
菊花大概是入馔最早、也最受文人青睐的花了。东晋的陶渊明隐居南山，以菊为“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份闲适里有没有泡一壶菊花茶、酿一坛菊花酒，怕是有的。《神农本草经》早就将菊花列为上品，说它“轻身耐老延年”，这话不知陶公信不信。菊花味甘苦而性微寒，散风热，平肝明目，入菜可做菊花粥、菊花羹，泡茶更是寻常景致。古人爱菊，爱它的清气，也爱它的药性，一壶菊花茶下去，神清气爽，连窗外的南山都格外分明了。
桂花呢，更是南北皆爱。从去年末在广西街头巷尾看到飘香的桂花糕，到从小就听说的月宫里吴刚捧出的桂花酒，这一树金黄的细碎花朵，把秋天熏得香透骨髓。《九歌》里已有“援北斗兮酌桂浆”的佳句，屈原的原话。李白却说“玉樽盈桂酒”。宋之问那句“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更是把桂花的馥郁写得飘然欲仙。南宋林洪记下“广寒糕”一方，采桂英，去青蒂，洒甘草水，和米粉做成糕，读书人在大比之年食之，图个蟾宫折桂的好彩头，这花便吃出了祈福的意味。桂花入馔花样极多，桂花茶、桂花酒、桂花糖、桂花蜜，《红楼梦》里宝玉挨打后饮的“木樨清露”，便是桂花蒸馏的精华，疏肝理气，宝玉饮后只觉“清妙异常”。江南人家还会把桂花腌渍成甜桂花，或做成桂花酿，糖与花的甜蜜交融，那真是把秋天的味道封存起来了。
玫瑰可制酱，抹面包、泡水喝、做点心馅，花香浓郁，甜蜜绵长。金银花清热降毒，自古便是药铺里的“小神仙”，泡茶饮来，清凉解暑。茉莉花最擅窨茶，福州茉莉花茶窨制工艺已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杯茉莉花茶，花香入骨，饮之如沐春风。更有梅花的清苦甘甜——宋代诗人杨万里自称“老夫最爱嚼梅花”，“吾人何用餐烟火，揉碎梅花和蜜霜”，他不但吃得理直气壮，还吃得满口诗意。南宋刘翰也有句妙语：“小窗细嚼梅花蕊，吐出新诗字字香。”仿佛那诗里的香气，是从嘴里嚼出来的，嚼着梅花，诗的每一个字都沾了花香。牡丹、荷花、玉兰……皆可入馔。苏轼在《雨中看牡丹》里写道：“未忍污泥沙，牛酥煎落蕊。”牡丹花瓣裹上牛油酥煎，这般奢侈的吃法，也只有他舍得动笔写。民间则朴实得多，荷花花瓣洗净，蘸上面糊入油锅炸了，酥脆金黄，吃一口，整个荷塘的清气都在唇齿之间。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谓人生八雅。前七者，或悦耳、或怡情、或醉心、或清神，各有其妙，却总归偏于一端。唯有花，既能入眼成画，又能入口成馔，真正做到了“秀色可餐”——悦目是片刻的惊艳，香舌却是长久的回味。古人早把这番道理尝透了。花为食，是把天地间的颜色与芬芳，化作舌尖上的一缕清欢。这般独领风骚，当之无愧。
可夸归夸，真要把花摘下来送进嘴里，心里却另有一番滋味。
花为食虽美味香舌，可我总觉得，把鲜艳的花朵摘下来吃，未免太过残忍。不像小时候撸榆树钱吃那般坦然。榆树钱是种子，是果实，是树慷慨赠予的、用来繁衍后代的富余。撸一把，榆树不在乎，本就是让风吹、让鸟啄、让万物传播的。吃榆树钱，是接受一份馈赠，坦然是因为知道这是树的“给予”。
而花朵不同。花是植物最精心装扮的部分，是它用尽力气开放的、短暂而绚烂的生命表达。摘下一朵花，等于掐灭了它最辉煌的时刻。那种不忍，是对美的怜惜，也是对生命过程的敬畏。前些年我在小园里种过几株杭白菊。秋天，它们开得素净而繁盛。我学着别人的样子，把花朵摘下来，上锅蒸了，再晾干，做成菊花茶。可是，那茶我没喝几次。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把它们全都拔掉了。
说不清道不明，只觉得那蒸锅里飘出的不是茶香，是菊花的魂魄。
园子里还种过几棵金银花。金银花不比杭白菊。杭白菊是草本，一岁一枯荣，秋天摘了花，来年还会再发。而金银花是藤蔓，年年攀爬，年年开花，只要你不挖根，它能陪你很多年。我起初大约也是想着泡茶喝的。可真等到花开了，那一对对金银色的细长花朵缀在藤上，清晨含露，傍晚吐香，我竟不舍得摘了。不摘，留着它看；可看着看着，又觉得自己占着它却不吃它，似乎也说不过去。那藤蔓越缠越紧，我那份愧疚也越缠越紧。最后，还是挖掉了——连根挖掉，图个干净。
拔掉杭白菊，挖掉金银花，大约都是一种了断。与其让自己在“吃与不吃”之间反复犹豫，不如与君绝。这大约是一个园丁会做的、温柔而笨拙的决定。
可是，古人吃花，似乎又没有这份纠结。细想来，或许古人早有智慧。林洪写《山家清供》，记梅花粥，特意说“扫落梅英，净洗”，用的是落花，不是枝头鲜摘的。苏轼煎牡丹，写“未忍污泥沙”，是怜惜落蕊，不忍它委地成泥，才捡来煎食——这便带了“惜物”而非“杀生”的意思。而杨万里嚼梅花，不知是摘枝头的还是拾落地的，若是前者，以他这般痴绝的性情，怕也是忍心的。可见，吃花而心有不忍，并非我一人独有的矫情，而是对花的一份敬意。
吃与不吃，摘与不摘，或许有一条更温和的路：只取那些不损伤植株的部分——如榆钱、槐花（槐花摘了并不伤树，来年照开）、桂花（小小一朵，满树皆是，落时也纷纷扬扬）；或者只拾落花，不摧盛放。如此，舌尖上的清欢里，便多了一份心安。
我从窗口又看了看不远处的紫槐花，满树明艳的紫色，在初夏的阳光里晃眼。大概花和人一样，各有各的路。白槐呢，可看，也可吃，算得上“出得厅堂下得厨房”；紫槐只管好看，安安心心地当它的观赏美人，不做人腹中物，倒也是一份本分。白槐可食，紫槐可观，各安其位，各美其美。而我呢，或许以后吃槐花的时候，会少摘几串，留一些给树，给蜜蜂，给这个夏天。
忽然就想起屈原那两句诗来，却合此刻的光景：“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他在两千三百年前的江边，饮露餐花，孤高得不可方物；而我们寻常人家，凭着一树白槐花，做一顿槐花饭，也算与天地有了一份小小的默契。这大约便是中国人与花之间最温柔的关系罢——我们看它，赏它，念它，也吃它，但吃的不是花本身，是季节的馈赠，是俗世里一小口的诗意，更是一份小心翼翼的珍惜。
人间有味是清欢。花为食，便是这一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