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本出现了对女孩的期待高于男孩，这并不是重男轻女的改变，只是如今的养育成本高昂的无奈选择。日本人认为男孩教育费用负担沉重，另一方面，对如今老龄化社会的不安使人们期待女儿将来照顾老人(超过儿媳），这些因素导致孩子从“生产资源”变为 “消费资源”，所以，日本进人了一个“养女儿更轻松”的时代。当孩子成为不能期待收回养育投资成本的“消费资源”以后， “生女儿更能轻松”的想法诞生了，但在孩子被视为“生产资源(将来可能收回投资成本并从中获益的手段)”的社会/家庭里，如日本皇室，则更倾向于生男孩。（让我想起在《天空的另一半》中有个国家认为第一胎是女儿代表家庭有大福，因为第一胎的女儿可以给很少的养育成本并让她负担之后弟弟妹妹的照料义务，在年龄到了之后还可以用婚姻置换资源。）

用“没出息的父亲”、“不满的母亲”、“不成器的儿子”、“不开心的女儿”之间的关系来论述日本版近代家庭的机制。对儿子来说，父亲成为母亲以之为耻的“没出息的父亲”，母亲则因除了伺候那个父亲以外别无出路而成为“不满的母亲”。可是，儿子因预知自己早晚会成为那个父亲的命运而不能彻底厌恶父亲，他通过与“没出息的父亲”同化而成为“不成器的儿子”。儿子又因为不能回应将“不满的母亲”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期待而在内心深深自责。同时，儿子还悄悄地意识到，保持“不成器的儿子”的状态，却又正好暗合了希望儿子不脱离自己支配圈的母亲隐秘的期待。女儿虽然没有与“没出息的父亲”同化的必要，却也没有像儿子那样被给予自力挣脱“没出息’’状态的能力和机会。女儿因为明了前面的人生终归不过只是委身于一个无法自主的男人，度过如“不满的母亲’’那样的一生，所以成为“不开心的女儿”。与儿子不同的是，女儿对“不满的母亲”既没有责任亦无需表示同情，于是她的“不开心”便更不留情。这里的前提，是家庭中“父”与“母”的不对称的性别关系。“母亲”总是抱怨自己的不如意，不断对孩子尤其对儿子念叨“别像你父亲那样”，所以成为“不满的母亲”(亦可称“抱怨的母亲”）；而“父亲”则是不讲理地支配母亲的“支配的父亲”。在这种家庭中，产生了“母子关系紧密”的扭曲的曰本版“俄狄浦斯故事”。可是，日本第一次婴儿潮时，本应是强有力的“支配的父亲”，变成了“让人羞愧的父亲”、“没出息的父亲”。这是因为社会整体的流动变化使儿子超过父亲变得可能（与个人能力无关，与时代有关）。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女性，脱离出身阶层实现阶层上升的机会，不是通过教育，而是通过结婚。当女性作为“妻子” 失败之后,便作为“母亲”期待儿子超越父亲。于是，儿子们从小就被迫担负起对母亲怎么也还不尽的巨大负债。第二次婴儿潮时期，儿子已经很难期待能超过父母的经济成就和教育水准。高等教育的升学率已达饱和状态，甚至出现学历膨胀现象。孩子超过父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而女儿获得了除结婚外的社会成就途径，女儿也开始难以逃脱母亲的期待。成为“长着女人面孔的儿子”，母亲对女儿和对儿子的期待的性别差距缩小了。 “自责的女儿”登场了， 母亲对女儿的期待，包含着与对儿子的期待不同的两面性。母亲对女儿发出双重信息:“要像儿子一样成功”、“要成功地做一个女儿(女人）。”无论哪一种，在母亲对女儿的“别 像我这样”的期待中，既有自我牺牲的意味，又隐含着“让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的暗暗谴责。接受了这种相互矛盾的双重信息的女儿，不能不陷入分裂状态。如果说“不开心的女儿”是高度成长期的产物，那么，那一代从历史舞台退场之后，继而登场的，则是作为母亲的代理人为负债而苦恼的“自责的女儿”们。和“不成器的儿子”一样，女儿们也被期待具备能够对“母亲的幸福”负责的能力和状态。但与儿子不同的是，女儿们为了达成与母亲的同化，她们要代理实现母亲的缺憾人生，很难逃离这份债务。 （在男女可以平等获得教育权的时代，丈夫越成功，妻子的被剥夺感越强）

女儿的高等教育，没有母亲的支持是不能实现的。即使父亲说“女人不需要什么教育”、“短期大学已经够了”，但母亲也坚持抵抗，支持女儿。女性对资格证书的热心，是出于“女孩子也应该有一技之长”的意识。在这种意识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母亲一代对现实的把握和绝望。女生进工科和经济系的很少，这是因为，母亲一代在结婚前有过办公室白领职员的经验，她们深人骨髓地懂得，在需要集体协作的职业领域， 是没有女人的位置的，所以，她们劝女儿去寻求只要有了资格便能单干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