绀野登先生的《知识设计企业》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在“创新经济”的背景下，传统产业要想摆脱以技术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模式，必须发挥审美的能力，即设计的作用，提出了全新的企业和管理模式——“艺术型企业”。艺术型企业，就是从事“知识设计”的企业。所谓知识设计，就是“知识创造×设计”。而艺术型企业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要素就是“真诚”。管理者要思考管理中的真诚以及知识的品质。
彼得·德鲁克曾说过，对于管理者来说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既不是教育（博学或明确的知识）也不是技能，而是真诚的品格。他认为真诚是无法靠蒙混换来的。不用说，这种资质正是21世纪的企业所应该具备的。
“说实在的，新的任务已对明天的经理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必须把自己的每一个行动、每一项决策都建立在坚实的原则基础之上，他不但应该通过知识、能力和技巧来实施领导，他更应该通过洞察力、勇敢精神、负责态度及真诚品格来领导好他的部门。不管一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普通教育，也不管他受过什么样的成人管理教育，在将来情况将会与过去不同，到将来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既不是教育，也不是技能，而是一个人的真诚品格。”（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实践》）
真诚的品质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尤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虽然也是一种道德品质，但具象的难度很大，也很难衡量。不过归根结底是一种向内的寻求，让我不禁想到了心学的圣人王阳明。尤其真诚的品质与致良知是高度吻合的，是追求一种由内而生的自我要求和自我追求卓越的品质，这个品质很难在后天轻易转变，需要在前期教育和后期适合场景中才可以打造出来的。
致良知是中国明代王守仁的心学主旨。语出《孟子·尽心上》 ：“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大学》有“致知在格物”语。王守仁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因而也就是自觉之知与推致知行合一的过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致”是在事上磨炼，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学的本体论与修养论直接统一的表现。
阳明认为良知乃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世之变。」良知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自能判别是非，进行「好是、恶非」的选择。同时，良知为人人所固有而圣愚皆同的，故言：「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 ，不假外求。」又说：「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再者，良知即为人的至善本性，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阳明说：「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但当人性的发动有所偏执时，就是私欲蒙蔽了良知、天理，圣人与常人的差别，就在于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
所谓致良知就是「胜私复理」，即克除私欲对良知的蒙蔽，以恢复内心之天理，他说：「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而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良知。」可见，致良知也就是充分彻底地发挥人心判别是非、昭明天理的灵觉，进而达到「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离」的圣人境界。
致良知的工夫是渐进的，良知愈思愈精，工夫愈久愈觉不同。良知虽本体如一，无所增损，但良知所知的范围则渐次扩充。今天良知所知如此，只随今天所知扩充到底，明天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天所知扩充到底。
心的本体，自然知道是非，即是良知，此是「心即理」。将此良知用在事事物物上，为善去恶，而无私欲蔽隔，良知所知就能行于事物，即知即行，此是「知行合一」。圣人之学；悉在于此。
良知即天理，在此心上去人欲、存天理，就是致良知。知行本体即是良知，即知即行，致知必在行，知行合一就是致良知。致良知是在良知上用为善去恶的工夫，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合于理。
德鲁克先生所说的管理的实践、稻盛和夫先生所说的六项精进、丰田公司所倡导的精益管理等等，这些在本质上都不是具体的工具，而是对人本身素养提升的理念。都是回归到企业的个体、即人本身。大千繁杂的管理世界里，任何管理也都要聚焦于人本身，即使是我们说的自动化、AI、物联网等等趋势科技来说，这些高科技对于我们人本身意味着什么是需要深度思考的。对客户、操作者、企业家、管理者以及社会相关人员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如果没有了人本身的效果，管理也无法落地。而我们的古人也同样在人的哲学上思索再三，同时也将自己的理念去应用去事上练，摸索了适合自己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