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视频刷到了这个辩题，在听“不负责”方的陈词之中想到了一些反驳观点，从而引发了一些思考，记录一下。
“不需要负责”这个辩方的确要难说些，他在辩论中举了原生家庭的例子，提出“原生家庭造就了现在的有‘罪’的我，但不是我的错”这种经典论调。原生家庭算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在我看来这种辩法是一种引动情绪的策略，不太禁得住理性推敲，我当时想到的反驳是：
“系统中施予罪责的部分不能通过语言简单划分出去，而是需要‘罪人’与系统交互并逐渐消解。”
放在原生家庭问题上，它对我造成了伤害，或者塑造了现在有“罪”的我，简单的想“那不是我的错”就是一种语言上的无效“划分”，或者简单来说这是一种逃避，原生家庭的讨论一部分取决于过去，但人不是由过去定义的，而是由当下行动和未来选择定义的。无论我们怎么想，怎么说，我们仍要采取一种态度面对我们的原生家庭，甚至每说一句“这不是我的错”，其实都在与系统交互（强化逃避），但未真正面对“罪”的问题。
那么关于“与系统交互并消解”的表述，我想到了一个二游《崩坏三》里琪亚娜的故事，她的故事就描述了一个生来背负原罪的人通过积极与系统交互最终“消解罪”的过程，这种故事的核心底色就像罗曼罗兰的名言一样，所以引得许多人的感动。但我想转换一下视角。
对于“罪人”的另一面，受害者的处境又如何呢？人们喜欢看浪子回头的经典桥段，但受害者的记忆该何处安放？他们可能仇恨，也可能将仇恨悬置，还可能谅解，或者走向毁灭。总之在整个系统中一定会存在仇恨与怨恨，这份仇恨因素对于系统而言又是在什么处境中？
首先，如果一个罪责系统里没有任何仇恨，那这个系统要么是虚假的（大家都不在乎），要么是压迫性的（仇恨被禁止表达）。仇恨的存在，证明这个系统是活的、是真实的。
其次，当系统足够成熟时，仇恨可以被引导为对制度的建设性批判，而不是对具体个人的追杀。这种建设性批判可能将仇恨结构化为系统正义，仇恨在这里变成了燃料。
系统中的仇恨会被结构化为正义，推而广之，善与恶在系统中的交互又是如何的，明明是个体的恶念，为何有可能成为系统化的善呢？
这不是恶本身变成善，而是恶在系统交互中被约束、抵消、引导或辩证否定后，产生了非预期的、系统层面的正面效应。如《国富论》里所说的“个体自私导致了整体财富增长、资源优化配置。”
一个例子，受害者们有恨意（恶），促使社会采取安抚和扶助措施，而这种社会机构便成为了系统中“善”的部分。受害者们通过表达（抗议、诉讼、媒体曝光、受害者协会）、被社会感知（公众同情、舆论压力、政治响应）、制度化（立法、设立扶助基金、心理援助体系、安全措施升级）等一系列过程，与社会规则、权力结构、资源分配发生了交互。最终产出的不是“消灭恨意”，而是社会机构——比如受害者保障制度、灾难应急机制、心理危机干预热线、法律赔偿标准。这些机构是系统性的、可持续的“善”。
同样，以系统化的观点看，善也可能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被结构化为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