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人生本无意义，勇敢直面本就灰色的人生和自己脆弱的自尊。因果律的乌云，人的自由意志和尊严该何去何从？科学解释世界的同时，也摧毁了人的尊严。
—摘自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纯粹理性批判》句读
就是说，思辨理性虽然不能介入实践理性的事务，实践理性的法则也不受思辨理性的束缚，但思辨理性毕竟通过收缩自己的运用范围于经验现象之中，而为在超经验的自在之物领域运用实践理性留下了余地，也就是为人的自由意志的行动留下了余地。对于人的认识来说，自在之物只是一个空位，一个虚无，但这个虚无并没有导致虚无主义，恰好相反，它是我们用自己的自由行动去超越认识、创造价值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这个虚无，一切都由自然规律及对它的认识规定好了，不可能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那倒是成了价值虚无主义。所以康德把认识和实践截然割裂开来，看起来好像不近情理，其实蕴含着很深刻的意义，就是在当时科学主义盛行一时的情况下，通过这种方式为人的自由、为道德和价值留下余地，使它们不至于被科学完全分解和解构。但他也并不排斥科学，恰好相反，他认为科学在认识领域当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在道德实践领域，它虽然不能直接规定其原则，但却能够通过思辨理性“催促”我们“在可能的时候用理性的实践依据去充实那个位置”。也就是说，科学或思辨理性虽然不能解决道德和信仰问题，但它却能够提出一些“理念”，如自由意志、宇宙整体和上帝，这些理念虽然不是认识对象，在恩辨理性自身的领域里面都是“空的”，但它们都是高悬在我们面前的理想目标，使我们在运用实践理性指导自己的行动时有了确定的方向。所以这些理念虽然由思辨理性提出，它们的实在性却不在思辨理性中，即不在认识领域，而在实践领域，它们是能够切实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的。所以康德讲的“可能的时候”就是指当我们从思辨理性转向实践理性的时候，这时我们就可以使思辨理性所提出的理念具有了实践理性的实在性，从而“充实”了思辨理性预留出来的“那个位置”。
这下面又有一个注释。这个注释是针对整个“哥白尼式的革命的”一种再解释和进一步比较。前面讲到哥白尼式革命只是讲了从“知识依照对象”颠倒为“对象依照知识”的模式，这里却进一步指出这种颠倒的更深层次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