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写一写我家的老两口，在一起已经快要走过46年光景。在一起46年光景，是一幅什么光景呢？唧唧喳喳，吵吵嚷嚷，还是……我怀着感恩，面带笑容把这些写成文字，并祝愿他俩身体健康，继续相互埋汰。

两人都生在上海的农村，不同的县，村子隔得也不算太远（未出10里地），但那时的路不好走，因此也不算近。剧情很大路货，在70年代经人介绍认识，然后两家长辈都觉得合适，之后就是结婚、生孩子……然后就一起风风雨雨近46年在一起。

虽没有太多跌宕起伏的故事可以讲，但一路生活变迁却是有明显的历史痕迹。比如俩人于76年订婚，但到了79年才结婚，原因是遇上晚婚晚育的政策的变动（可能各地都有自己的要求和对政策的解释弹性）。按照当时习俗来讲，订婚之后一般会在第二年开春后办婚礼。到了第二年（1977年），政策要求结婚双方除了各自满足适婚年龄要求外，还需要俩人年龄相加要满48岁，他俩年纪差1岁，加起来是47岁，不符合政策要求，需要再等一年。到了1978年，晚婚晚育政策进一步要求俩人年龄相加要满50岁，他俩加起来49岁，还要等一年。一直到了1979年，俩人才符合要求。结婚的时候，是参加的公社的集体婚礼，说是有7对新人一起办婚礼。

按规矩，村里人成家之后，会先和父母在一个锅里吃饭，1-3年之后会分灶吃饭（分家），具体时间各家会有所不同，若有几个儿子的，老一辈尽量一碗水端平。家家户户都这样，他俩也不例外。再后来就是我出生了，那个时候已经实施计划生育了，因此他俩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那个年代，虽然是在上海，但是农村的收入真的很低，好在那时村里面有一些名额给年轻人，为他们提供乡里面工厂的一些工作机会，名额不多，一户最多一个。我家老头就被分配到了乡里的建筑公司（建筑队）里，据老头子说他在食堂干过，但大部分时间是开水泥搅拌机。我出生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们都在市里面的工地上，每个月回来一趟。哆来咪发老师一个人忙家里里里外外，还有拉扯我长大，我俩可称得上相依为命。

哆来咪发老师身材比较娇小，很多农活是力气活，老头子在外上班，她一个干起来很辛苦。她勤勤恳恳，而且遇事有静气，不仅一样不落干下来了，而且种这种那的，干一样像一样。她是松江人，都说松江女子“一个人一根针”就是一份生计，哆来咪发老师就是个中高手，我小时候的很多衣服、鞋子就是她一针一针勾出来的，还时常对外接点活补贴家用。老头子半个月回来一趟，带回结余工资（哆来咪发老师多半也是存起来），开一次火仓，在家里帮着干农活。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88年之后，日子也在慢慢变好。

1987年，家里开始造新房子，总共花了1万多，但那时候属于很大一笔钱，是问不少亲戚去东拼西凑借来的钱，属于举债造房。那个时候农民会向公社借钱、向亲朋好友借钱，但没有向银行借钱的做法，银行也不会把钱借给农民。那时候我还比较小，但因为我俩相依为命的缘故，她也会和我讲这些事情，和我掰着手指头算这些账，一一盘算，有压力却充满希望。我与她共同经历的这段时光，我时常回想，对我的影响很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1986年左右，村里开始组织大家承包果园，他俩也加入，种了100多棵桃树、几十棵梨树，还有和桃树相当的葡萄。果树三年左右挂果，这时果园的农活实在是太重了，哆来咪发老师一个人干不过来，他俩合计了一下，老头子就申请调回乡里工作，平时能够帮着家里干农活，1988-89年左右他就在乡里上班。

老头子回乡里上班之后，很识相。每天上班之前负责把早饭烧好，另外如有必要负责送我上学。果树挂果之后，果园的活也是越来越多，91-92之后，公社就不负责收购水果了，需要果农自己找销路。当时的压力是很大的，只能自己运到市场上去卖掉，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果农们去做生意都觉得害羞得很，张不开嘴，又害怕遇见熟人（明明自己家种的，感觉像是偷来的）。不过一段时间之后就适应了，而且自己在市场上销售的价格要比原来公社收购的价格高很多，反而大家的钱包慢慢鼓起来，老头子也就是那时候把乡里建筑队的工作辞了，回来和哆来咪发老师一起，两个人一门心思弄果园。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果园帮忙干农活也是我学习之外，做得最多的事情，一段辛苦却又就有收获的经历。

我高中是在一所寄宿制高中，本科在市里读，参与的程度就比原来少了，但也一直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俩就一直这么默默地守着这个果园，他们用果园的收入，一路供我读到本科毕业。

我本科毕业的时候，他们在一起25年。一直是那种默默的，淡淡的，有时也会唧唧喳喳的。日子一直平静的过着，经历了一段又一段的必经旅程，且越来越好，一直充满希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