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看过一档易中天谈论教育的节目，他认为当下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望子成龙”观念存在问题。“龙”本是虚构的存在，且象征着极少数的成功者，相比之下，他更倡导“望子成人”。
在易中天看来，若能达成以下四个标准，便称得上是非常成功的教育：
第一个标准是诚实。教育孩子做一个诚实的人，或许有人会质疑：成年人在社会中怎能句句都说真话？难道就不说假话、官话吗？对此，他引用了康德的一句话：“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是也没有义务把所有真实都说出来。”确实，因身份、场合的不同，有些真话可能不适合说——比如对自己不利，或是容易伤害他人的内容，这时我们可以选择只说一部分，不适合说的便烂在肚子里。
第二个标准是善良。教育孩子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善良是做人的底线，其核心是恻隐之心：不无缘无故伤害他人，若能举手之劳成就他人，便尽力去做。
第三个标准是健康。身体是灵魂的庙宇，因此既要身体健康，也要心理健康，做到身心灵的整体健康。路易斯·海在《生命的重建》中提出的“整体健康”观念，便强调了这一点。
第四个标准是快乐。人活一辈子，快乐至关重要。不要等到晚年回顾一生时，才发觉自己从未真正快乐过——只顾着奋斗，却错过了沿途的风景，留下诸多遗憾。能做到此生无悔，便是圆满。
以上便是易中天所认为的“望子成人”的四条标准，符合这四点，教育便已十分出色。
节目中，他还探讨了一个话题：积极的人和消极的人，哪一类更重要？这一话题也与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息息相关。现实中，大部分家长都会教导孩子要做积极的人，鲜少有人会鼓励孩子做消极的人。
易中天提到，五四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将儒家从独尊的神坛上拉了下来。胡适所著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则实现了“诸子平等”。所谓“诸子平等”，便是“是其是，非其非”，即把诸子百家放在平等的地位看待——它们都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各家既有合理之处，也有局限性，不应独尊某一家。
他认为，“消极的人”并非贬义，而是指“骂我，我不骂别人；打我，我不打别人”，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简单来说就是不伤害他人。而“积极的人”则体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主动去帮助他人。
在易中天看来，消极的人比积极的人更重要，孔子对此也有同感。在中国教育中，“积极”往往被视为褒义词，“消极”则被当作贬义词，但在仁爱、自由等领域，消极其实比积极重要得多。因为积极是高标准，消极是底线，而底线更为关键——一个社会若能守住道德底线，便是和谐社会。
在我看来，我们应学习诸子百家的长处：既要像儒家那样积极入世，又要把握好度，避免过于极端。比如，不要因梦想而透支身体，拼命加班以致重病，如今这类案例并不少见，甚至有人因此猝死。但也不能过于消极，对自己要求过低，以至于别人侵犯自身权益时都不知反抗，这样注定会被欺负。善良也需要带些锋芒，否则容易被人利用。
其实，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在不同时代应侧重倡导哪一家，需结合具体情况而定。
以秦国为例，它的强大便与法家思想密不可分。商鞅的法家思想对秦国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以“法治”打破旧贵族的垄断，以“重农”奠定经济基础，以“军功”锻造军事力量，以“集权”强化国家控制力。这些改革让秦国从弱国崛起为强国，最终终结了战国时代。尽管法家思想的严苛为秦朝的速亡埋下隐患，但就秦国本身而言，它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核心目标，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提供了关键的制度与物质支撑。
再看董仲舒的思想，它是汉朝从“黄老无为”向“儒法合流”转型的关键。其核心是通过儒学的“大一统”“仁政”“等级秩序”等理念，解决汉朝初期的中央与地方矛盾、思想混乱、法律严苛等问题。这些影响不仅让汉朝实现了政治、思想、文化的统一，更确立了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地位，对后世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之，知识的学习是分散的，运用却是综合的。我们应吸纳各家所长，将适合的知识运用到不同阶段的自己身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