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谈判变成一种官场上的毅力考验。

他的自律有时候让人感觉他太紧张了。

好客成为外交上一种战略。

不动声色、温婉含蓄、累积效果（M）。

在政治上能站住脚跟，很可能与他把行政管理的能力用于执行一些他个人可能很厌恶的政策有关。

在退出历史舞台后，一些共同的目标依然存在，是一个政治家最大的荣耀。

历史上，中华帝国的外交手段就是设法让对方主动提出中方喜欢的建议，然后中方予以认可，好像是给了对方一种个人的恩惠。

同时，中国对个人关系的重视超出了战术范围。中国外交加以处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外交官也会重视个人的良好关系。区别在于，中方领导人培养的“友谊”不过多在乎个人性质，而是更重视长远的文化、民族或历史的纽带，而美国人所说的个人关系只是针对谈判对手本人。中方说的友谊是通过无形的因素来培养长期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关系，而美国外交官则是重视社交往来，以便于当下正在进行的工作。中国领导人愿意为了对友谊忠贞的名声而付出代价(当然这代价也不是无限制的)。例如，尼克松辞职后，人们都对他避之不及，M泽东却又邀请他访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974年因出了丑闻而退休以后，也受到了同样的礼遇。

中国的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使中国领导人能用中国几乎永无尽头的历史让谈判对手油然产生一种谦恭之心。(哪怕以后在回忆时，谈判对手才意识到，所谓历史有时候只是一个比喻。)外国的谈判对手会因此而觉得自己是在违背自然，自己的行动注定只会在中国滚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一条逆流而动、微不足道的痕迹。

如果一个国家想得到一项保证而又不愿乞求，那它就应搬出一个概括性的提法，然后将它适用于具体情况。

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政治口号背后的逻辑和真正用意，有些时候，其实并不是口号本身。

舵手必须懂得该怎样驾驭风浪，否则只会被大潮所吞噬。

地缘政治需要超越意识形态。

不同的价值观需要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以便能对各方略加遏制。

公报只是确定一种基调而不是具体方向。

权宜之计不能与长期局面混为一谈，政治家需要避免任其自流地发展到迫使双方都不得不考验对方信念的性质、考验其信念是否坚定的严重地步。

冀望协调行动，又不愿作为正式义务。

共同的地缘政治目标往往是合作的基础。

中苏交恶时期，中方其实是希望美方介入全球尤其是亚洲事务的，目的是防止苏联动武，遏制其扩张。

他所代表的是秩序和节制。

换言之，只要不妨害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需要，各方都可使用任何意识形态口号来满足自己国内的需要。意识形态将沦为国内管理工具，而与外交政策分家了。当然，意识形态之间的停战只有在目标不相悖的时候才有可能。

在政策执行上，M泽东可以相当务实；在政策构想上，他总是努力抓住大原则。做了半个世纪意识形态运动领导人，M泽东并不是陡然之间变成了纯实用主义信徒。凯南的遏制论主要应用在欧洲和大西洋关系上，M泽东却是放眼全球。他认为，凡受到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要搞‘一条横线'，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

没有其他社会能想象，在数以亿万计伤亡和大多城镇被占被毁后，一个国家仅凭反败为胜的意愿，就能建立一种可靠的安全政策。单凭这一鸿沟即可说明西方与中国安全观点的差距。中国历史上不乏克服他人无法想象的深重苦难，但最终以文化优势或幅员辽阔而让侵略者功亏一籍的事例。M泽东偶尔会对中国人民和文化的日常表现讥笑嘲讽，但其另一面却正是他对中国人民和文化的坚定信心。这种信心不仅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还因为中国文化的坚韧以及人民间的强大凝聚力。

他越来越依靠个人魅力和操纵反对派来治理国家，使大部分国家机构遭到了破坏或变得激进。

1974年11月福特与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面，技术上的（路途上）的方便考虑压倒了外交上的基本常识，导致中美关系复杂化。

起码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三个世界”理论恢复了中国的行动自由。它允许作为权宜之计对两个超级大国区别对待，为中国在第三世界发挥积极、独立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手段，同时还赋予了中国战术上的灵活性。泛泛地表达善意对这位继续革命论的笃信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还在寻求一个共同战略，作为谋略家，他认识到凡事有先后，即使要暂时牺牲一些中国的历史目标也在所不惜。所以，他主动提到了上次会见时谈及的保证：“T湾事小，世界事大”。

往昔，M泽东以他特有的捉摸不定、孤高的耐心和含蓄的威胁把要务推到了极限--有时他的话意不是高深莫测就是难以捕捉。他不但继续像在他与尼克松的会晤和随后与我的会面中所表现的那样有耐心，而且他也不愿意把有关T湾的辩论与保护全球均势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