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到了将蚂蚁比作群众的根源：

将人和蚂蚁进行类比有一个更深远、更重要的来源，那就是对政体的反思，堪称西方国家的立国之本：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发自天性地”要成为一种“建立国家的生物”，这是人类的本质属性——一种“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然后，他打开了超越形态学比较的新层面。

什么新层面？

因为对他来说，蚂蚁也是一种“政治动物”。之所以如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因为蚂蚁和人类一样，没有“城邦”（πóλι）就无法生存。

所以，虽然各个物种都有群居的属性，但是蚂蚁和人类，似乎有了社会性 —— 需要分工协作，以及建立城市：

蚂蚁生活在城市及国家中，它们互相合作，或者互相作对。

与其他无数种可能只是为了繁衍后代而暂时寻求团体性的动物（包括昆虫等）不同，人类和蚂蚁——作为物种——始终都生活在一个社会之中。

有分工，就有角色的不同：

从华特·迪士尼1934年的《蚂蚁和蚱蜢》（The Ant and the Grasshopper，改编自伊索的古典寓言《蟋蟀和蚂蚁》），从动画片《小蜜蜂玛雅》（Biene Maja）或者动画电影《小蚁雄兵》（Antz-Was krabbelt da? ，梦工厂，1998年出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蚁后戴着一顶王冠，她的士兵武装着盔甲和长矛。

无处不在的拟人化，或许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观点在政治学理论中共振的结果，而蚂蚁是持着长矛还是穿着正装，则取决于政治动物在历史过程中所适应的特定社会模式。

当然：

人类、蚂蚁，当然还有蜜蜂——亚里士多德也将蜜蜂称为国家动物——与羊、马、牛或鱼不同，脱离了社会就无法生存，但却不能因此武断地得出唯一结论，说人类、蚂蚁和蜜蜂大概“天生”就是社会性的。

霍布斯就持不同的观点：

霍布斯站在了亚里士多德的对立面，认为人天生不是政治动物。

如此被创造出来的人类如何仍能找到一种有序和平的共同生活，从霍布斯到卢梭或康德的政治哲学一直尝试以契约模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但自然法的契约论在19世纪就已经无法使人信服了。。。

最终得到的是卡尔·施米特的“存在主义政治理论和政治神学”：

是生活本身，而不是某种历史的社会或其政治理论，使其地缘政治的假设显而易见。

他的学说是：一个有机体为了生活（生存），必须占据和构造空间，大自然是这么希望的。

这种法学可以从生物学中学习，至少在它将国家看成活生生的有机体时是如此。

这是适者生存的在群体层面的体现：

生命不订立契约，它只是在生存。而因为它在生存，它便暂时为自己决定了达尔文式的生存斗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

而最近的学说，强调其背后的“涌现”机制：

面对以社会性昆虫的起源为对比的社群所建立的问题，现代社会生物学或将用涌现（emergent）的假设来回答，涌现给了物种进化的优势。

话说回来，即使对于自私的基因（selfish gene）来说——甚至它的提出者道金斯也和我们一样为它而奔波——与它的载体合作也是值得的，无论是蚂蚁还是人，因为这提高了物种的整体适应度（inclusive fitness）。

生命发明了社会，社会具有进化上的优势，或许因此，负责描绘社会秩序的基因阐释的科学是生物学——而不是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或者其他某种“人文科学”——且首先是昆虫学。

恰恰是社会性昆虫成为百年来人们所偏爱的主题，恰恰是蚂蚁成为“特别成功的”物种。

与其他物种相比，蚂蚁“压倒性的力量”据说源于它们的“合作”。

它们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在进化的生存斗争之中的优势。

其实，这里的问题是如何定义“天生”吧：

- 是生物性，那么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看法

- 是主动选择，那就是社会契约论

- 还是物竞天择，就是“存在主义政治理论”了

- 而物竞天择的背后，其实是群体层面“涌现”出了新分工，让群体获得了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的一个产出物，就是“城邦” —— 这既是个物理概念，也是个法律概念：

在古希腊，不言而喻，“构建国家”始终意味着“建造城市”。城邦既是国家也是城市，它既是制度也是地点。

这也带来了几个比喻：

第一，将蚁穴描述为城市。

将社会秩序与城邦形象中的城市图景相结合，导致了第二个事件：反过来，城市中的居民也被拿来与蚂蚁相比较，就像上文所说的《恶搞之家》中迈克尔·艾斯纳所做的一样。

针对第二个比喻，想想中国古代语言中的“蚁集”、“蚁民”、“蚁伏”等等，现代语境中张学友自称“蚁民” —— 古今中外，莫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