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刘禹锡因革新，得罪了权贵宠臣，被贬为安徽省和州通判。按当时的规定，他应住衙门里三间三厦的屋子；可是和州的策知县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他见刘禹锡被贬而来，便多方刁难，给小鞋穿。策知县先叫刘禹锡在城南面江而居。刘禹锡不但不埋怨，反而高兴的撰写了一联贴于房门：“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他的这一举动气坏了策知县，他 又令衙门的书丞将刘禹锡的房子由城南门调至城北门，住房由三间缩小到一间半，而这一间半位于得胜河边，附近有一排排的杨柳。刘禹锡见了此景，又作了一联：“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他仍在此处读书作文。策知县气得肺都要炸了，又和书丞商量，为刘禹锡在城中寻了一间只能容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仅半年，连搬三次家。刘禹锡想此狗官欺人太甚了，便愤然提笔写下《陋室铭》并请人刻于石上，立在门前，气得策知县一筹莫展，哑口无言。

      这个故事被一些出版物收录，许多中学语文老师的教学中也引用了这个故事，河北电视台著名的国学节目“中华好诗词”第三季也考到这个知识点，考查了上文中的两联和《陋室铭》的写作次序。

        但是这个故事很可疑，在史书中未见有记载，正式出版的刘禹锡的有关传记、资料中都难觅踪迹。尤其是刘禹锡在和州所任官位是刺史，这是中学教科书和史书都明确注明的。因此有很多学生也提出疑问刘禹锡在和州到底当的是什么官？真的被知县刁难了吗？

        仔细考察史料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故事中有很多错误的地方。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顺宗李诵于正月二十六日正式即位，刘禹锡是唐顺宗永贞革新的重要人物，但是唐顺宗身体很差，病重，八月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唐顺宗的永贞革新得罪了很多人，继位的唐宪宗李纯也不喜刘禹锡等人，九月刘禹锡被贬连州刺史，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元和九年十二月（815年2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本来这是一次重新被朝廷重用的机会，然而刘禹锡在重回长安时所作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被当朝宰相武元衡、唐宪宗等认为有讥讽之意，被朝廷派往偏远之地播州去当刺史，幸有朝廷重臣裴度、好友柳宗元诸人求情帮助，改为连州（现广东清远市下县级市）刺史。刘禹锡在连州近五年。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宪宗暴死，唐穆宗李恒继位，一朝天子一朝臣，唐穆宗将父皇唐宪宗的一些亲信和宠臣则分别处以杀罚贬斥。唐穆宗即位后原来被贬的一些官员也纷纷升职，长庆元年（821年）冬，刘禹锡被任为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刺史，夔州在当时是比连州要条件好一些的地方，接近上州的地位。长庆四年（824年）夏，刘禹锡又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和州在元和九年（811）就是上州，就在南京的边上，所以这是明显的升迁。穆宗时期的很多要员如宰相李程、吏部尚书崔群等都是刘禹锡的好友。所以从历史来说，刘禹锡是升迁到和州来做官的，前景光明。

          再从官位来看唐朝时刺史是一州的最高官，和太守没什么区别。刘禹锡在《金陵五题》的序中就有这么两句：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守，跂而望之。“为历阳守”指的就是做和州（又名历阳）刺史，等同于太守的官职。从官职上来看和州也没人能刁难刘禹锡。刘禹锡在和州时留下的诗文很多，质量也很高，除了《陋室铭》还有《金陵五题》中的《石头城》、《乌衣巷》这两首唐诗中的名篇。从这时刘禹锡给皇帝的上表《和州谢上表》等文献来看，刘禹锡确实也是当时和州的主政官员，因此也不存在被某位知县为难的可能性。

        唐朝时州以下有县，有县令、县丞等官职，唐朝时县里的其他正式官员代理县令为知县事，是“代县长”的意思，也就是“知县”一词的起源。明、清时知县方才成为正式官职，为一县的正式长官。

        《陋室铭》也不是刘禹锡愤然提笔写下的。刘禹锡只是借陋室之名行歌颂道德品质之实，表达出自己高洁的情操和安贫乐道的精神。刘禹锡被县令赶到只能容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只是后来民间故事中普通老百姓的一种想象。古代人口密度不同于现代，生活方式也完全不同，普通家庭也不会住在只能容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只能容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在过去是无法烧锅做饭的，作为上州和州的最高长官更不可能住在这种环境中。语文老师的教学中如果引用这个故事一定要说明这不是史实，故事中的两幅对联也不见于正式的文献，应该也是杜撰的，国学知识竞赛中也不应该以此作为文学知识的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