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莉同意离开借宿的亲戚家，和我同居在一起，并且把我们的关系告诉了她在外地的家人。
我们决定，下一年春天，就去领结婚证，此时已是1988年的深秋。
我俩似乎都意识到，我们之间其实还缺点什么。
缺少男女情人那种发自内心情感的冲动，这种冲动是爱的肢体表达。我们之间，缺少的就是这种激情，更多的是本能和尊重，理性的成分多于感性的成分，而恋爱中的男女，不仅仅需要理性，激情同样重要。
缺少激情不假，本能还是有的，不久她怀孕了。那个时代未婚先孕，并不多，但也不少，只是没有那么明目张胆而已。这件事有点出乎预料，可能是我们的身体状况都太好了。
怀孕的时候，她正处于调动的关键时期，即使想要孩子，也很难，不能到了新单位没上几天班，肚子就先大起来，我们俩都认为，等她在新单位工作一年半载以后，相对稳定一些，再考虑生育问题。
我当时就是一句话，去协和医院，不怕别人说。她是在协和医院完成的手术，术后，我坚持让她住院。
在办理手术各种手续的时候，相关部门并没有问她是否结婚，而每次见到大夫或者住院病友，我们都大大方方地称夫妻。
同期，她有一个未婚的读研闺蜜，就是因为找庸医做的堕胎手术，造成了严重的术后后遗症。比较一下，小莉和她的几个在京闺蜜都觉得我这个人办事局气。相反我觉得她闺蜜那个男友，这种事情处理的忒不局气。
前面说过，当时虽然执行的是计划生育政策，避孕工具却只能在单位领取。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单位卫生所的医生，居然给了我一大纸箱那个东西。
那会儿单位发放也是越来越松。我估计那个女医生是实在发不出去，或者是有需求的那些人都不好意思去领，造成库存积压了，因此将此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我。我承认自己脸皮是厚，但也没有厚到一下子领走一大纸箱那个可以当气球吹的计生工具的程度，当时看着这一大箱特殊的“礼物”也真是让我哭笑不得了。
想当初和小玉同居的时候，我满世界厚着脸皮找这个东西，谁知仅仅几年以后，人家成箱子地免费送给我，把我当发情期的非洲狮子王了。
后来，大街上的药店也开始公开售卖这种东西，购买时也不会问买的人是不是结了婚，计生工具真正实现了普及化、便利化，虽然这种变化来得确实有点慢。
这期间在八达公司过手了不少项目，其中包括乌鸡精（后来别人接手，做成了“中华乌鸡精”，操作的很漂亮，成为品牌）、中式汉堡包等（由一家食品公司操办，几乎一夜之间在北京地铁内完成了快餐亭的建设），但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上手。
老张和我有一种共识，选项必须是快速产生效益的项目。
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当年投资、当年回收、当年见效”，我们的资本金并不充足，不可能一下子投入那么多资金在一个项目上。那时就没有什么资本市场可言，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高，融资的可能性基本没有，面对一些不错的项目，我们也是束手无策。
寻找“小快灵”的项目，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段时间，社会上“官倒”已经很“疯”了。做“官倒”，我是有些条件的，做不了大的，做一些中小的还是可以的。比如可以找到有关部门批一些紧俏物资，然后把批文直接卖出去，赚取费用。
这种“官倒”，来钱比较快的，通常都是以生产资料为主要标的，如钢材、水泥、汽车什么的，也有利用官方关系倒腾南方走私物资，如彩电冰箱，后来BP机、PC机、内存条、洋烟等也进入走私行列。
在计划和市场体制双轨并行下，一些干部子弟，通过他们拥有的权利、人脉，搞到计划内的物资批件批文，用市场化的价格卖出去。
这些玩批文批件的公司，大家给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皮包公司”。众所周知，北京是各种批文批件最集中的城市，有不少高干子弟，直接以“中国”字头在北京开办这类公司，倒卖批文批件。
更有甚者，是一些部队也打着“三产”牌子，开始进入官倒行列，我是部队复员的，绝对看不惯军队去经商。
这股子热浪大概从1985年开始，直到1995年，热度依然不减。
在计划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条件下，官倒现象，很难被杜绝。
我父亲所在机关，就有很多紧俏物资的计划内指标。玩走私我没有办法，但是即使不通过我父亲，在国内几大农资分公司，我也可以疏通路子，以“空手道”的方式倒出一些计划内物资。
我和有关部门有过接触，知道操作的基本程序，但我对这类“买卖”提不起兴趣，这种依靠权利获得的不公平交易，我觉得不合适，起码一点，是毁人清誉的事情。
也有人想通过我，找我父亲或所在机关，做一点类似的官倒买卖，在我这就会被打住。别人怎么做我管不了，但我不会这么做也不想这么做。
说八十年代“官倒”是后来大面积出现腐败现象的“孵化器”，有一定道理。有一点可以肯定，八十年的“官倒”现象，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多少年都阴魂不散。
在八达公司，既然暂时找不到合适的项目，干脆就不硬着头皮去找，顺其自然。我把这个想法和老张商议以后，他同意我的做法，并且告诉我，好好放松放松，没准哪天灵感一下子出现了，到时候拦也拦不住。
可能调查所那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对我有些“透支”，我也需要回炉，给自己充充电。
这时候我决定把自己的档案调到一所高校，让自己也进入“海边钓鱼者”的行列。经过简单的活动以后，在1989年4月份，我把关系直接转到“青院”，而且领到了新的工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