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许多年轻人瞧着饭桌上长辈们推杯换盏，那透明液体烧得喉咙滚烫，心里不免嘀咕：这玩意儿又辣又冲，凭啥就成了“传统文化”的象征？仿佛不喝它，就是数典忘祖。老一辈人也常一脸庄重地宣称：白酒，那是咱中华几千年酒文化的结晶！底蕴深厚！——这话听着掷地有声，可惜，它像块镀了金的砖头，外表唬人，内里却经不起历史的小锤轻轻一敲。

真相是什么呢？咱们老祖宗喝了几千年的“传统酒”，压根儿就不是这透明烈性的玩意儿。翻开史书，从商周的青铜尊，到汉唐的琉璃盏，里面荡漾的，是琥珀色、米白色的琼浆——黄酒、米酒，那才是正儿八经的“国酒”。

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羽赐给刘邦那碗差点要了命的东西，是黄酒（当时叫“酎酒”或“清酒”）。

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吓唬刘备那句“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炉子上温着的，也是度数不高、口感醇厚的黄酒。

诗仙李白嚷嚷着“金樽清酒斗十千”，杜甫叹息“痛饮狂歌空度日”。这两位大唐顶流酒鬼灌进肚子里的，还是黄酒！要是换成蒸馏白酒，按他们那个喝法，“斗酒诗百篇”怕是要变成“急诊室百篇”了。

那这后来居上、如今称王称霸的白酒，打哪儿冒出来的呢？它有个更接地气的曾用名：烧酒。这位选手的登场时间，实在算不得悠久，满打满算也就四五百年。最初只是小范围流行，属于非主流饮品，大概相当于今天某些小众精酿啤酒的地位。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大众情人”，那得等到清朝中期以后了。而它戴上“酒类至尊”这顶沉甸甸的王冠，荣耀加身，更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才发生的故事——掐指一算，也就比摇滚乐在中国流行早那么一丢丢。

白酒能成为“烈酒”的关键技术——蒸馏法，还是个“进口货”！这事儿得感谢一位阿拉伯老兄。公元8世纪，波斯炼金术士贾比尔·伊本·哈扬（Jabir

ibn Hayyan），在鼓捣瓶瓶罐罐搞化学实验（炼金术）时，无意中解锁了神技——蒸馏。这技术一出现，不得了！管你是用大米五谷（中国），还是葡萄（欧洲），酿出来的低度发酵酒（黄酒通常15-20度，能上30度那简直是凤毛麟角的奇迹），往里一倒，加热、冷凝，嘿！提纯了！酒精含量蹭蹭往上涨，烧刀子般的烈酒诞生了。所以说，白酒的灵魂技术，是踩在阿拉伯兄弟的肩膀上才够着的。这跟“几千年传统”实在有点不挨着，更像是一场技术的嫁接。

连现在酒桌上那套豪气干云、震得桌子嗡嗡响的“干杯”（bottoms up!），也是漂洋过海来的“西洋景”。 古人当然也敬酒，也劝酒，但讲究的是“举案齐眉”般的优雅或心意，杯子是不碰的。《礼记·曲礼》说得很清楚：“侍饮于长者…勿流歠（chuò，饮尽）”。慢慢品，别牛饮，更没让你“咣当”一下碰杯然后一口闷。那种非得把杯底亮出来、恨不得喝出梁山好汉气势的“干杯文化”，根子在西方。

所以啊，剥开层层包装，我们看到的是：

“酒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点毋庸置疑，从杜康造酒到曲水流觞，源远流长。

但“白酒文化”，不过是近半个多世纪才被推上神坛的产物——它借助现代商业力量、某种特定的社会氛围，以及一点对“传统”的模糊想象和有意嫁接，迅速膨胀，甚至被包装成了“国粹”本身。这过程里，难免夹带了点陋习（比如无节制的劝酒、拼酒），也被过度赋予了本不属于它的“历史厚重感”。

这事儿让我想起阿基米德那句豪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白酒的崛起，就是现代商业和某些观念，找到了“国粹”、“传统”这个支点，硬生生把一种出现较晚、技术外来的烈酒，撬到了“文化象征”的高位。这杠杆用得巧妙，撬动得也实在成功，成功到让许多人忘记了它本来的重量和来路。

你看，好多事情，你以为的“自古以来”，不过是“近些年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明白这点，酒照喝（量力而行），天照聊，只是心里那本账，更清楚了几分。这大概也算一种“清醒”吧，虽然喝着的是“烧”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