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 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曰：“鲁缪（mù）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xuē）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缪（mù）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 曰：“昔者王豹处于淇（qí），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 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fán）肉不至，不税（tuō）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13)，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译文：淳于髡说：“重视名声功业的，是为了别人着想；轻视名声功业的，是为了自己着想。先生的地位在齐国的三卿之中，但是名声功业方面，上不能辅佐君主，下不能造福百姓，就此辞职而去，仁人原来是这样的吗？” 孟子说：“地位卑下时，不以贤者的身份服侍不贤的君主，这是伯夷的作风；五次去商汤那里服务，五次去夏桀那里服务，这是伊尹的作风；不厌恶昏庸的君主，不拒绝卑微的官职，这是柳下惠的作风。以上三人的作风不同，但方向是一样的。一样的是什么？应该说，就是仁。君子只要行仁就好了，何必要做法相同呢？” 淳于髡说：“鲁穆公的时候，公仪子主持国政，泄柳与子思也都在朝为臣，然而鲁国的削弱却更加严重，贤者对国家没有好处，就像这样啊!” 孟子说：“虞国因为不用百里奚而亡国，秦穆公用了他就称霸。可见不用贤者就会亡国，想要削弱谈得上吗？” 淳于髡说“从前王豹住在淇水旁边，河西的人因而善于唱歌；绵驹住在高唐，齐国西部的人因而善于唱歌；华周、杞梁的妻子，为丈夫的死而痛哭至极，结果改变了一国的风气。里面有什么，一定会表现在外面。做了一件事而没有这件事的功效，我不曾见过这样的情况。所以现在是没有贤者，如果有，我一定会知道的。” 孟子说：“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不受重用，有一次跟随鲁君去祭祀，祭肉没按规定送来，孔子连礼冠都来不及脱下，就匆忙地准备离开。不明事理的，以为他是为了祭肉而离开；明白事理的，认为他是因为鲁君失礼而离开。至于孔子，却是要自己背一点小罪名而离开（以免大家完全怪罪鲁君），不想随便辞官而去。君子所做的事，一般人本来就不会了解的。”
淳于髡，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其具体生卒时间不详，然与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同时，略长于孟子，主要活动在齐威王、齐宣王时期。 他以博学多才、善于辩论著称，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多次用隐言微语的方式讽谏齐威王，使之居安思危，革新朝政。 他与孟子曾在魏国、齐国共事，深知孟子为人刚正不阿。他认为孟子被奉为客卿，却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建立声誉和功业，更没有行救国救民之志，故在此用言辞相激，希望孟子不要离开齐国。
淳于髡认为，仁者应当以天下为己任，抓住一切机会劝诫君主，有时甚至会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孔子和孟子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做法，他们更注重从道德和规范的角度去立身行事，即“怀仁义以相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