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卫灵公第十五》04：鲜为人知的“德”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先生说：子路呀！对于德，知道的人太少了。
关于这段文字，有两种断句方式。除了上述这种断句方式，还有《论语》的研究者认为，这段话断句为“由知、德者鲜矣”，意思是说蹈行、践履智与德的君子，永远处于创新、创造之中。
很显然，第二种断句方式牵强了些，但也算是在前人基础上的一种认知发展与升级。文化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它更像是一种地基，至于在这个地基上能够发展和建构起什么，加上时间这个不可估量的要素，便足以超出具体人的想象了。
关于“德”，在《论语》中，共出现了二十五次，其中二十二次都是孔子他老人家的亲言，有一处没有具体的言说人，另有两处分别出自曾子和子夏。
一、孔子所言的“德”
孔子他老人家在《论语》中，多次提到“德”。什么是“德”，《尚书》中讲“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可见“德”也算是个有内涵的概念，不是轻易挂在嘴上轻易示人的。累有七世之功的家族，才能从中看得到真正的“德”的存在。
可以“观”的德，特别是被天下人所观瞻、认同的“德”并不多见，多少有些高高在上的感觉，许多时候，这些被称道的少数家族才有的“德”并非显而易见的。客观来讲，孔子非但推动了文化本身的平民化，也推动了“修德”这件事儿的平民化。使修德成为人人都可为的事情。孔子所言之“德”有以下几点意蕴：
一、德的本质——人兽之别
在孔子看来，“德”是人之为人当所凭藉的。也就是说“德”是将人和其它动物区别开来的标志性特质之一。《论语·为政第二》中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老人家认定以德为凭藉行政，才不至于迷失。《论语·里仁第四》中的“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意思是说君子以德行为凭藉，为立身之本。《论语·述而第七》中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都是在讲以德凭藉的重要性，要依据是否有助于修德而行事。
孔子为什么这么强调以“德”为凭藉呢？
动物和人本质上都是能动的“动物”，将人和其它动物区别开来的关键在于人能够凭藉发展出的理性生出“当为”之心。蔡元培先生讲“当为而为之之谓德”，理性发展出的“当为”之心便是孔子所讲的“德”的本源。
动物的能动体现在本能上，动物的一切行动以“本能”——欲为为出发点。只有人在“本能”（欲为）基础上发展出了“理性”——当为。《管子·心术上》中讲“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言外之意是说德是天道在人心上进化出的“舍”的意识，所谓舍身取义、舍生忘死、舍而得之就是对这种“舍”的应用。这种应用是有“物得以生”的益处的。也就是说人因为有了这种“舍”的意识，才更有利人与自身、与他人、与万物和谐共生。
二、德的外显——德行
《周礼·地官》讲：“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
意思是说“德行”是一体两面的，在内心克服本能所生出的“当为”意识可以看做是隐秘的德，一旦将这种当为之心付诸行动，便是显性的德行。
《论语·先进第十一》中讲到“先进弟子”时，编者列举的“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说到底就是这几个人内在的“当为”淋漓尽致的外显在行为上见诸于世人，为世人所称道。
《论语·颜渊第十二》中的“主忠信，徙义，崇德也”与“先事后得，非崇德与？”都是在讲德的外显——德行的方法。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实际上就是就德在人心和见诸于行的程度。君子之德在心是坚定的，在行是有恒的，也是必定要见诸于行的。小人之德在心里是摇摆的，在行是无恒的，在见诸于行方面是容易受到外在干扰的。
《论语·宪问第十四》中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讲得是德在言语层面的外显。“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则是对南宫适这个人外显的德行的评价。“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辩证的讲清了德的内修与外显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语·季氏第十六》中的“则修文德以来”则干脆强调家族和邦国也是要依靠德的行动来实现外显的。
三、弘德的根本——德性
民间有“看你那德性”的说法，其实就是在评价一个人“好德”的程度。
既然“当为而为之”便是德，德作为人区别与其它动物的标志，好德便是在向人的方向上进化，而恶德便是在向动物的方向上退化。弘德的根本在好德，好德的程度便是一个人德性的体现。《论语·子罕第九》中讲“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中再次讲“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见在孔子心中，德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是修德、弘德的关键。一个人“好德”的程度如果超出了“好色”的程度，他便是一个有德性的人，必然会朝着人的方向不断精进。
《论语·述而第七》中讲“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予何”，临危不惧，孔子在生命遭遇危险的情况下之所以豪迈，全在于他认定上天早已让他生出了“好德”之心，强烈的“当为”早已战胜了“欲为”，那里是桓魁所能吓倒的！《论语·泰伯第八》中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在孔子心中，个人德行修养到泰伯那种程度的应该算是顶尖的了。而“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则描述了家族、邦国德性修养的顶尖范例。
至于《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中的“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阳货第十七》中的“乡原，德之贼也”以及“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讲得都是外在环境对于德性的干扰，在各种干扰下依然能够保持“好德”，才算是真正的好德性。
最响亮的要算是《论语·里仁第四》中的“德不孤，必有邻”了，完全不必向外求，只要保持好德之心，坚持行德，是绝对不会陷入“孤”的窘境的。
四、“当为”与“欲为”的恰到好处——中庸
人是在本能的“欲为”之心外发展出“当为之心”的高级动物。高级动物说到底还是动物，也就是说人暂时还不能完全摆脱本能——“欲为”之心的影响。能够对本能的“欲为之心”有所克服生出理性的“当为之心”来便是人。换句话说，人的特性决定了终生要在“欲为”与“当为”之间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便是孔子讲的中庸。
《论语·雍也第六》中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就是这个意思。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克服“欲为”，行诸“当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是发自“欲为”，行诸“当为”。这两者都是恰到好处的“中庸”。超出一丁点，都算不上是“德”。
试想，“己所欲，施于人”、“己所不欲而不欲人立、达”表面上看与孔子之言并无二致，实际上早已违背了中庸所倡导的恰到好处之境，离心离德了。
德，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之一，本应该是人人皆知的。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发展，在各种声色犬马、利益攸关的冲击下，真正想明白这个根本特性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了。
这或许才是孔子他老人家向子路感慨的根本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