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6日，万荣县大地书画社应夏县涑水书院之邀，进行考察、调研、交流。
涑水书院，是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为家乡捐钱所建。一提司马光，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挂在嘴边，“司马光砸缸”，这个经典故事流传已久，大家都为司马光从小的机智果断啧啧称赞，谓为神童。
司马光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登进士第，累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时令已过小雪，天气不甚寒冷。在这个暖冬的早晨，我们大地书画一行二十多人，从万荣西苑出发，来到了近年开发旅游、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人向往的涑水书院。在司马光的大型雕塑前合影。
当“中华大地书画艺术研究院”的旗帜飘扬在早晨的霞光中时，秉承“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脚步叠加在无数学子曾经走过的路上。我们一行人走进了司马温公祠。
涑水悠悠，古柏森森，鸣条岗上肃穆空旷。历史曾青睐于这一方水土；从这里走出来的司马温公也改写了历史。千年的历史回响在时空之门，笔架山依旧葱茏温润，敢问来此凭吊的后起之秀，谁能扛起书写历史的如椽巨笔？
中华大地书画研究院、国家一级书法大师解振声老师亲笔书写的巨额条幅“德行善举”赠送给涑水书院。
在司马温公祠内有座杏花碑厅，里面的四通断碑是国家一级文物《司马温公神道碑》，因其发掘于杏花树下，又称杏花碑。碑文共2766字，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奉宋哲宗之命，撰文并书写的。碑文文采飞扬，荡气回肠：一是记叙了司马光对朝廷的功绩；二是描述了司马光死后灵柩归葬时的感人情景，“京师之民罢市而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三是以韵文的形式，歌颂了司马光一生的功德。金石为刻，言之凿凿，实为司马光显赫德绩的明证。
走出司马温公祠正门，右侧20余米处，耸立着一座碑楼。碑楼内是明代重刻的《司马温公神道碑》。通高9米、宽1.7米。碑额和基座是宋代原物，碑身是明代嘉靖元年，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朱实昌命人仿宋碑复制的。碑额上“忠清粹德之碑”为宋哲宗亲篆。当年司马光的政敌在砸毁原碑时，因碑额上有皇帝手书才得以幸存。碑楼上的“粹德辉煌流涑水，清忠发越秀峨眉”既是对司马光功绩的高度概括，更是其精神的光辉写照。
提起司马光，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传世巨著《资治通鉴》和“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事实上，这位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留给我们的远不止这些，《训俭示康》和《温公家范》就是他留给后世的“家教”典范。
“司马光一生崇尚节俭，反对奢靡之风。”苏轼在《司马温公神道碑》中写道：“公来自西，一马二童。”可见司马光在出行方面十分节俭。
“好的家庭教育，让司马光养成了良好的道德”有一个故事说：司马光五六岁时，亲戚送来一篮青皮核桃，司马光和姐姐想吃却剥不开青皮。姐姐有事走开后，家里的丫鬟用热水烫开了青皮。姐姐回来后问谁想的剥皮办法，司马光脱口而出说是自己。此事正好被父亲司马池得知，厉声斥责：“小子何得谩语！”司马光羞得满脸通红，暗立誓言“平生不再说谎”。事后，父亲又给司马光取字“君实”，教育他要说话真实，做事诚实。多年后，有人请教司马光：“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司马光答：“诚！”又问：“诚从何入门？”司马光答：“不说假话！”清代名家陈宏评价司马光“一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
司马光生活的年代，社会风气日益奢侈，人们竞相讲排场、比阔气，这让司马光深感焦虑。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染上不良社会风气，司马光特意为儿子司马康写了《训俭示康》，教育儿子要继承发扬俭朴家风。司马光这篇千余字的短文，紧紧围绕“成由俭，败由奢”这一古训，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旁征博引典型事例，教育儿子要清清白白做人、光明磊落做官。《训俭示康》一文对司马康影响极大，他一生品行正直，声誉很高。
“‘训俭’醒一人，‘家范’正万家。与《训俭示康》相比，洋洋数万字的《温公家范》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治家的方法与为人处世的道理。它以“家正而天下定，礼乃治家之本”为宗旨，系统地阐述了父母、子女、兄弟、夫妇、婆媳等家庭伦理关系和治家的原则，以及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只有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各守其责，都按照各自的道德行为规范来做事，家庭才能和睦。
“为人诚实忠厚，做事光明磊落，为官清正廉洁。”司马光终生追求的这一信条，与“三严三实”的内容相通，同样适用于现在的党员领导干部。
司马光认为，家庭伦理与社会道德相辅相成，治国要先治家，要规范每个人的行为。“以礼治家”也就成了司马光“治家”篇中的核心观点。在《资治通鉴》中，他阐明了以礼治国治家的政治思想：“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纲纪正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