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实录钞》，据说是黄宗羲的文笔，是书《卷一  崇祯十七年夏五月庚寅 福王建监国于南京》条：北都之变，诸王南徙避乱。时晋都诸臣议所以立者。兵部尚书史可法谓：“太子、永、定二王既陷贼中，以序则在神宗之后，而瑞、桂、惠地远，福王则七不可（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惟潞王讳常淓，素有贤名，虽穆宗之后，然昭穆不远也。”是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武德道雷縯祚。未定，而逆案阮大铖久在南都，线索在手，遂走诚意伯刘孔昭、凤阳总督马士英幕中密议之，必欲使事出于己而后可以为功，乃使其私人杨文骢持空额笺，命其不问何王，遇先至者，既填写迎之。文骢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有一人，或曰福王也。文骢入见，启以士英援立之意，方出私钱买酒共饮。而风色正盛，遂开船。两昼夜而达仪真。可法尤集文武会议，已传各镇奉驾至矣。马士英以七不可之书用凤督印之成案，于是史可法事事受制于士英矣。

      臣（胡案：是书序言根据书中一言：臣父黄忠端，判定作者为黄宗羲）案：士英之所以挟可法，与可法之所以受挟于士英者，皆为定策之异议也。当是时，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异议者，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委质已定，君臣分明，何嫌何疑而交构其间乎？城府洞开，小人亦失其所密，奈何有讳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发之矢乎？臣尚与刘宗周言之，宗周以为然，语之可法，不能用也。

      之所以完全抄录此段，就是因为黄宗羲作为明末清初之大儒，他的见解，实际上代表了明末清初那一批知识分子最高的理解。他们还是老一套，把罪恶归罪于奸臣逆贼。黄宗羲之父黄尊素，是魏忠贤党迫害而死，所以对附逆之人恨之切齿，专门写了阮大铖的作用，是黄氏泄愤也。而且，以福王之地位，断不可能乘破舟悠游也。再者，以朱氏家族之睚眦必报之个性，史可法若如实汇报立国之事，怕是首先就要以其人开刀了。

      这就是当事人的劣势：他们处于事件发生的中心，所闻所见皆是历史事实，然而，不全面。顾诚先生的考证，有关马士英之转变、乃至于钱谦益的转变，都是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所致也。某有一疑，黄宗羲为刘宗周弟子，书中直言乃师之名讳，实在是不符合彼时之礼节，或是黄氏编撰此书？存疑。

      是则资料颇为少见，录以飨同好。